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7年第1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7, 36(1): 2-4.

摘要 ( 239 )

PDF (373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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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异的艺术意志与分途的美学——高更与梵高之争新论

赖彧煌

2017, 36(1): 5-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1

摘要 ( 445 )

PDF (1653KB)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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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和高更之间的冲突隐含的重要命题，主要不是艺术家的性格和心理学分岐，而是不同艺术意志驱动下的美学对峙。梵高的艺术实践紧密关联着作画者和观画者的主体性，是对德拉克洛瓦的隐而不彰的艺术取向发扬光大，而高更则将 “抽象” 的诸种质素移植到作品中，偏移和违逆了既往的油画成规，他朝向生僻隔绝的表征策略在受众层面遭到普遍的冷落。从社会学—美学的框架中重新审视高更迥然有别于梵高的艺术方位，能更好地理解前者在艺术史中的来路与去处。他超拔于时代的美学自觉，不只隔断了与同代人的亲密互动，也与本人的世俗生活构成了持续的紧张。作为一份独特的遗产，高更的启迪只能面向广阔的未来。

中国文人画的音乐韵律及境界研究

王新

2017, 36(1): 11-1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2

摘要 ( 386 )

PDF (1649KB)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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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功夫一直是衡量中国文人画品级的重要标准，然而大多数画论都停留在表面形态描述上，实质上，中国艺术史上，一直隐含着一种 “潜视角” 即音乐性视角，来实践与研究笔墨。中国文人画内契音乐的抽象、抒情两重品格，落实于艺术史，北宋中期文人画开始分有音乐精神，其节奏、旋律、和声、音乐化空间、情本体五个层面背后，深潜着音乐的形式韵律及精神境界。文人画寓刚健于婀娜的张力节奏、推挽开合的 “龙脉” 旋律、“融洽中仍是分明” 的水墨和声，由此显明文人画是一个风、气韵律流行的乐化空间，其经由画面的音乐性，扣发本源性生命时间，通达 “情本体” 深层，最终分有音乐的最高境界：生动在深静的景深里。

“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 的刑法教义分析

孙道萃

2017, 36(1): 19-2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3

摘要 (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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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是否是受贿罪的司法难题，目前有 “宽大处理” 和 “无罪” 两种司法模式。“无罪” 模式的合法性存疑，但具有显著的政策有效性，并且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置方案。“无罪” 模式与受贿罪的既遂理论相抵牾，“及时退还” 不属于既遂后的有效恢复或犯罪中止，“及时退还” 实质是缺乏受贿罪故意的无罪行为。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不完全等同于积极退赃，及时退还仅适用于收受贿赂而不包括索贿情形；及时退还的本质是无受贿罪故意，“及时” 强调退还的期限性、主动性、积极性与有效性。应通过刑法修正最终解决合法性问题。

论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

朱学磊

2017, 36(1): 27-3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4

摘要 (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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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数学者秉持的是宪法实施主体一元化的立场。将宪法实施主体限定在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国家机关，必然会遭遇宪法实施动力不足、宪法实施不全面等困境。宪法的本质和目的决定了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动力来源，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又导致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真实特征。据此，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关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可以分别被归入到国家公权力组织、社会公权力组织以及公民和一般社会组织的范畴中。只有构建起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良性互动的制度体系，才能为宪法实施提供不竭动力。

税收治理、竞争参与和国家利益——主权理念下对制税权的初步阐释

吕铖钢

2017, 36(1): 34-4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5

摘要 (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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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规则的制定与修改、税收利益的分配与让渡正日益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主权视野下的税收主权理念也早已延伸至国际税收领域。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皆以税收规则为准绳的新时代，税收管辖权和税收竞争权成为了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权能。制税权脱胎于税收主权，以税收管辖权和税收竞争权为主要内核，是征税权在国际领域的延伸。我国应以税收管辖权和税收竞争权为依托，参与国际税收治理并跟进国内税制改革，以维护国家税收利益。

青年冰心的精神肖像与她的小诗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文），尹捷（译），刘燕（校订）

2017, 36(1): 42-5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6

摘要 ( 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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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那些向泰戈尔致敬的文章以及写出的小诗，都远比郑振铎对这位哲人的理解，更为深刻也更显神秘。泰戈尔的 “孩子” 典型是爱的化身，是对冰心的 “母亲”“大海” 和 “自然” 的补充。《新约》中四部福音书对爱的展示，《旧约》中的部分情节及泰戈尔的爱的福音书，共同构成了冰心的 “宇宙的爱” 和 “爱的宇宙”。爱的哲学显现在带宗教色彩的诗、小说、散文中，对她的作品有着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整体上看，冰心受限于浓厚的宗教情感所导致的不足，但由这种纯粹的情感所激发的作品仍值得称道。在冰心对精神状态的描述中，不仅强调了爱，也包括一些由寂寞、孤寂、烦闷、悲哀等等同义词所传达出的与之对立的情绪。在这方面冰心是 “五四” 一代人的典型代表。冰心智识的发展本身就是 “五四” 之后的时代最有趣的故事。令人遗憾的是冰心囿于时代局限，终于无法超越两种张力：一方面是本土传统和外来冲击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则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文明智慧源泉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张力。

现代诗接受的 “品级坐标”

陈仲义

2017, 36(1): 51-5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7

摘要 ( 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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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诗书画” 艺术一直拥有深厚的品级传统，并形成品级形制。作为新文类的现代诗接受，一直以来却受着诗与非诗、诗之好坏的分歧困扰。把握现代诗的接受品级，关键是把握好文本客观性与接收主观性的辩证统一，过分偏斜文本中心或读者中心的做法，都会造成新的纠结。与其喋喋不休怂恿相对主义的混乱，毋宁尝试某种可能性 “出路”。“品级坐标” 的纵向轴列，抽象着文本的客观物质性——由诗质·诗语·诗形，构成文本的形式化结构，相对客观恒定；横向轴列则通过 “心动”（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的细化响应，披露其主观的接受效应（独立或混交），形成在原创性标高投射下，围绕 “心动” 的品级梯度。人们或许可以依据这一内化的 “游标卡尺”，应对现代诗文本的接受现实，也于此对应古人在艺术裁定上积累的 “五品制”。品级序列的重任：首先是区分 “是” 与 “不是” 的界限，接着再进入好与差、高与低、优与劣的检视。

现代诗人节的确立与新诗人的诞生

刘奎

2017, 36(1): 59-6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8

摘要 ( 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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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部分诗人依然以端午为诗人节，但其现代起源却被遗忘了。诗人节确立于抗战时期，从钩沉相关史料出发，在还原抗战时期诗人节诞生过程的基础上，结合抗战时期政党政治斗争的历史语境，可分析诗人节与抗战时期诗人形象的演变，进而探讨环绕在诗人节周围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诗人节的诞生是出于重庆诗人们的自发倡议，它与战时国民政府宣传的抗战主流价值有内在一致性，因而也被纳入到《建国历》中；随着国共之争加剧，诗人节逐渐成为不同政治势力争夺的象征资源，尤其是抗战结束前夕，共产党开始在国统区积极推行党性文化，诗人节也成为左翼文化人询唤 “人民诗人” 的历史契机。在此过程中，与端午节密切相关的诗人屈原也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成为询唤不同新诗人的媒介。不同政治势力都试图借助诗人节宣扬其政治文化，诗人节的节庆形式是现代政治修辞的一环。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

李圣军

2017, 36(1): 67-7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09

摘要 ( 392 )

PDF (1633KB) (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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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3 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将陆续实现长久不变，基于新时期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 的分析范式，长久不变首先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而与长期稳定相比，长久不变显然是 “无期限的不变” 和 “有条件的不变”，其中关键条件便是 “家庭延续”。在 “长久不变” 的制度设计下，必然涉及承包土地的继承问题、退出问题和再分配问题，其中继承方式可概括为家庭存续自动顺延、举家迁移禁止继承、跨越社区禁止继承、五保户抚养人继承、经营权依附承包权等；退出方式可概括为跨越社区先补后退和有偿退出合理补偿；再分配方式可概括为立即分配、排队分配、设定单人最小再分配规模、退出成本等价转移等。这样既能保证真正实现长久不变，又能兼顾农村社区的公平效率问题、规模经营问题、男女平等问题、代际公平问题和土地权益保障问题

基于房价收入比计算的农村人口分化研究

杨建云

2017, 36(1): 74-8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0

摘要 ( 235 )

PDF (1641KB) (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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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文献法和归纳法，梳理国内学者研究城镇房价收入比和城镇居民基于住房的分层后，可发现国内学者从农村房价收入比和从住房角度研究农民分化很少。计算农村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 5 个收入组的房价收入比，估算 5 个组别家庭现实中自建房需要的大略时间，然后将农村高收入组别家庭收入与城镇的中等收入组别家庭收入做比较，可判断高收入组别家庭在城镇购房的可行性。基于农村适婚年龄和低收入户的建房时间比较可判别农村低收入家庭实现自建房的可行性。基于上述判别，将农民分成主要家庭成员在城镇购房居住阶层、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放弃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 3 个群体。得出结论：农村人口分化的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分化； 3 个阶层的选择体现出农村中以 “小” 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优质资源单向由农村流向城镇，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农村和全国整体经济的长久发展；放弃建房人口在住房分化中向上通道基本闭塞。

汇率变动的出口价格传递效应再评估——一个非线性视角的考察

潘锡泉

2017, 36(1): 81-9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1

摘要 ( 256 )

PDF (1709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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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在样本期内确实发生了两次显著的结构突变而呈现非线性特征，发生时点分别为 2002 年 5月和 2007 年 2 月；结构突变前后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均存在，但所表现出的传递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结构突变前，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较小，而结构突变后，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明显增大，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出口汇率传递弹性不完全的共性。我国出口产品在与国外市场上同类产品进行竞争时仍具有一定的价格积累优势，但这种优势在悄然发生改变并趋于消失。经研究发现，汇率并非引起美中贸易失衡的首因，我们更无须关切来自各方有关汇率被 “低估” 的舆论谴责，而只需依据我国既定的汇率制度改革步伐稳步推进，并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以助力我国价格积累优势的再现。

创业孵化器产业的内涵界定、效率评价与转型对策

寇垠

2017, 36(1): 91-9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2

摘要 (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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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孵化器作为国家推动创新创业的核心载体，是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中国创业孵化器产业已拥有了成为独立产业的环境、要素和条件，从产业角度对创业孵化政策进行评价，对完善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战略有重要基础支撑作用。在搜集整理产业基本数据与已有实证检验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有无检验，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产业投入产出效率高低进行检验剖析，通过实证检验明确中国创业孵化器产业的效率现状特征及其转型方向。结合中国国情提出 “国优民进” 的转型路径，要创新体制机制，实现政府投资效率优化和社会参与深入解决内生活力问题；要健全创业孵化风险投资市场，发挥金融杠杆效应，解决创业风险分担问题；要推进创业教育改革，积蓄未来企业家资源，解决创新创业源头活水问题。

俗民语境中民众 “随” 之观念的本土心理学阐微

奚彦辉

2017, 36(1): 98-10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3

摘要 ( 218 )

PDF (1638KB) (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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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 与 “教养” 的关系问题是心理学的永恒主题。然而，在 “天性” 与 “教养” 孰为 “正主” 的学术纷争背后，研究者们却往往忽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也即生活世界中的民众自身到底是如何观待 “天性” 与 “教养” 问题的。因此就有必要以 “俗民语境” 为研究展开的基本背景，进而揭示民众视角的 “天性” 与 “教养” 问题。“随” 是中国俗民语境中的一个常识性心理观念，它是西方科学遗传学传入之前，操持汉语的多数中国民众，基于日常生活观察及自身生活体验所形成的一种模糊的、直觉性的观念认知及现象归因。在俗民语境中，它更类似于西方生物学中的“遗传” 之义，代表了 “遗传自谁” 的理解方式。将 “随” 从俗民语境中提取出来，擢升为一个具备本土特质的心理概念，用以丰富 “中国心理学” 的原生性概念库，是中国本土心理学走向 “实质心理学” 的一种定向表征。在此过程中，需将与 “随” 相近且易相混的语词进行厘定与区分，并对 “随” 之观念的本土心理蕴涵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阐释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务服务用语研究——基于对新生区级行政单位的考察

曾丹

2017, 36(1): 105-1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4

摘要 (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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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隐匿观察法，考察蔡甸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语言使用状况，可以发现：从话语类型来看，两个政务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在主动接待办事市民时使用普通话的概率均高于被动应答语境；从性别角度看，两个政务中心均经历了男性普通话使用率高于女性，后逐渐发展为持平状态的过程；从年龄角度看，两个政务中心均经历了中老年工作人员普通话使用率低于青年，后逐渐实现全员用语规范化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受益于国家语言政策的大力推广、地方语言规划的积极推动和公民语言意识的与时俱进。

湖北省推进 “四化同步” 的实践探索及政策启示——基于22个试点乡镇改革实践的考察

李云新，吕明煜

2017, 36(1): 111-11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5

摘要 ( 371 )

PDF (1735KB) (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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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同步” 发展是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必然选择。通过对湖北省 22 个试点乡镇实践的考察，结果表明，乡镇作为推进 “四化同步” 的战略节点，镇域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调与融合发展可以极大地突破原有 “单打独斗” 的发展模式。湖北省试点乡镇的改革创新凸显了协调配套的基本特征，通过规划引领、土地利用、资源整合、筹资机制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进行先行先试；通过关注农民诉求来凸显 “四化同步” 的价值皈依；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增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源动力。要促进 “四化同步” 发展，必须注重通过各项改革协调配套来降低改革发展成本，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来激发改革发展活力，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多样化的实践探索与模式创新。

世界的显现与显现的世界——试析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体性世界观

万远新

2017, 36(1): 118-12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6

摘要 ( 411 )

PDF (1677KB)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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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元论哲学体现了近现代性的要求，但是割裂了古希腊传统世界观的整体性，从而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危机和日常语言世界意义的丧失。为了克服这种主客二元论哲学的缺陷，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分别提出了 “生活世界” 和 “生活形式” 这两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哲学观念，这种意义联系的建立重新彰显了世界观的整体性特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意义联系，在胡塞尔那里叫 “奠基性”，即生活世界的显现作用——显现出科学的意义；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通过 “语言游戏” 而显现（或描述）的 “生活形式”，这为克服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危机以及拯救日常生活语言的意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探析

袁青

2017, 36(1): 124-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1.017

摘要 ( 319 )

PDF (1631KB) (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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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抄写年代应当在汉景帝之前，所以它也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晏子春秋》版本。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可以帮助我们校订《晏子春秋》传世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不应过分迷信简本《晏子春秋》，认为它一定优于传世本和《群书治要》本。事实上，根据其内容的思想倾向来看，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很可能是墨家传本，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晏子春秋》与墨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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