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6年第6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6, 35(6): 2-4.

摘要 ( 262 )

PDF (350KB)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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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价值观、环境情感和消费碳减排行为研究

王建明

2016, 35(6): 5-1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1

摘要 ( 426 )

PDF (700KB) ( 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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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道家文化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学意蕴最为突出。在发展低碳经济背景下，道家价值观是否能推进消费碳减排行为，这是一个既基础又前沿的课题。价值观—情感—行为模型的假设，乃基于1579 名消费者的调研数据，并运用 Smart PLS 2.0 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道家价值观、情感（包括愧疚、自豪两维度）和消费碳减排行为（包括促进低碳消费行为、抑制高碳消费行为两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道家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对环境情感和消费碳减排行为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道家价值观对 “愧疚” 和 “自豪” 有重要的正向影响效应；愧疚对低碳消费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高碳消费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自豪能够促进低碳消费行为并抑制高碳消费行为。

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基于中产阶级类型化的比较分析

汪润泉

2016, 35(6): 14-2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2

摘要 (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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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国家社会政治运行有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有着类型化特征，其行为与意识备受关注。利用 logit 回归模型比较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以及不同类型中产阶级在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上的差异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并非是后卫的，相比于非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更强、公共参与度更高，但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在意识上的差异要大于在行为上的差异，这表明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参与。在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体制内中产阶级有着更高的政治效能感与投票积极性，其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显著高于老中产阶级、体制外中产阶级；且体制内中产阶级与体制外中产阶级间的差异要大于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间的差异。在当下中国，造成中产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性因素。

《圣经》、中国现代文学与跨文化交流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文），刘燕（译）

2016, 35(6): 22-3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3

摘要 ( 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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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末，西欧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个在宗教、哲学以及语言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世界有史以来首次直面相遇，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却引发了东西文化的持续而激烈的冲突。直到 1919 年 “五四运动” 前后，中国作家才把《圣经》视为灵感、创造和批评的源头。受到基督教影响、改写《圣经》题材的中国（男女）作家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基督教信仰——及其制度——有所体验的人，人数较少；另一类人则对基督教持有消极负面的印象，人数众多。令人遗憾的是，从知识分子的交流与理解来看，《新约》缺少一种与 “雅各的梯子” 类似的神话，作为传教士来自的国度与传播福音的国度之间沟通的桥梁。神话之 “梯” 的搭建往往依赖于一套比较简单的方法，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之 “梯” 的建造则不可避免地要复杂得多，我们应根据 “彼此” 不同的文化体系与结构，建立在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基础上。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互相接纳，彼此尊重，通情达理，明辨审视。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 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美]朱妍红

2016, 35(6): 33-4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4

摘要 ( 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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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 “新诗现代化” 的观点，并称穆旦为 “最彻底” 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 1940 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 “新诗现代化” 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 “戏剧性综合”（drama-tic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 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 “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 “爱命运” 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 “被围” 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回归期台湾新诗史里的抒情之声——以张错、席慕蓉、方娥真与温瑞安为例

杨宗翰

2016, 35(6): 45-5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5

摘要 ( 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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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诗史回归期（1972—1983）以正视现实、肯定明朗、关怀乡土、拥抱民族为主要特征。其成因则与诗作风格丕变、文学论战四起、诗社诗刊涌现、空前外交变局四点密切相关。彼时诗人积极思考自我身份及过往诗潮流弊，扬弃了 “世界性”“超现实性”“纯粹性” 等现代主义主张，改朝 “民族性”“社会性”“世俗性” 等现实主义路线发展，进行书写与行动的双重实践。以抒情诗见长的张错（1943— ）、席慕蓉（1943— ）、方娥真（1954— ）与温瑞安（1954—）四位就身份而言，可能都算某种意义上的 “外人”。但在文学史书写上，四人毫无疑问都该被纳入 “台湾文学 ‘之内’”，构成回归期台湾新诗史极为重要的环节。文学界普遍认为 “温是侠骨、方是柔肠”，在文学表现上方往往也被视为温的附属品。其实方娥真的诗作产量不逊于温瑞安，意象营造、文字功力与节奏控制更在温之上。上述这种说法所反映的往往不是诗作风格，而是尊卑位阶，亦即视女性为他者（the other）或附属品，以呈现男性的自我（self）及优势位置。

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制度变迁研究

刘生

2016, 35(6): 54-6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6

摘要 ( 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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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制度经历了严格限制流动、控制盲目流动、规范流动及公平流动四个发展阶段。农民从传统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农村走向城市，不仅是职业的转变，更是身份的转变；不仅是获得了人的基本自由权利，更重要的是拥有了开创自己幸福生活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从演化博弈的视角，自由权交易的理论框架，为探究中国城镇化制度变迁提供了基本逻辑。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化制度变迁实质上是各方主体进行 “自由权交易” 的博弈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外部条件下，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适宜的策略，导致博弈的均衡变动，推动了城镇化制度变迁。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子女状况关联性分析——关于海南黎族的调查

袁蓓，刘琪

2016, 35(6): 63-6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7

摘要 ( 305 )

PDF (1670KB) (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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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养老依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首要养老方式的情况下，探讨怎样的子女状况最令老年人满意，将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最为传统和最为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育观的揭示，能为全面认识我国当前农村生育观提供有价值的参照。鉴于此，我们对海南五指山地区 60 岁及 60 岁以上的黎族农村老年人展开了实地调查，研究了子女数量、性别和质量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绝对数量上的 “多子多福” 和儿子性别偏好均不存在，但有无子女具有明显的 “门槛效应”，子女过多或过少都将不利于老年人生活。儿女双全是老年人最喜欢的性别组合，且子女质量对数量更强的替代作用已经促使老年人形成了自愿生育控制意识。研究表明，加强农村家庭建设、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安徽的实证调查数据

刘景东

2016, 35(6): 69-7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8

摘要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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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经济形态并存的乡土社会，为中国民间金融的产生与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基于血缘、亲缘或者挚友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又成为农村民间金融非常重要的履约机制，因此民间金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以安徽省 41 个乡镇 91 个行政村 1245 家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户借贷的难易程度和实际借贷行为进行的考察表明：农户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农户越容易借贷，而农户的实际借贷行为也更加方便；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大，农户也越容易借贷，但是社会网络强度对农户实际借贷行为的影响程度比网络规模要弱；我们还发现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也有重要影响。

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邓金钱

2016, 35(6): 78-8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09

摘要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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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ansen 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 1997—2014 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可研究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城镇化水平低于较小门槛值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当城镇化水平越过较高门槛值，达到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发展则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高工业化区间时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均呈现出 “倒 U” 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终将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并且收敛效应会逐渐增强。

中国环境教育四十年：历程、困境与对策

田友谊，李婧玮

2016, 35(6): 85-9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10

摘要 ( 802 )

PDF (1654KB) ( 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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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教育始于 1973 年，已有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环境教育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既对环境教育内涵的理解存在困惑，也在环境教育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不够深入；环境教育的实践效果有待加强，公众的环境意识仍相对缺乏，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动机不足，环境教育的处境尴尬；环境教育的立法进程有待加快。究其原因，主要是环境教育理念的桎梏、环境教育理论的滞后和环境教育的研究不够。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必须加快构建环境教育的理论体系，加快制定和实施环境教育政策，加快环境教育法的立法进程。

大学教育要义新探

王新

2016, 35(6): 92-10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11

摘要 ( 384 )

PDF (1657KB) (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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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在于要有宇宙气象，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学教育的四个层级是由知识而见识而教养而气质的。对知识的反思，尤其是对知识里面元知识的反省，才能产生见识，产生智慧。大学作为文明的渊薮，从长远看，大学应该要教给学生教养，至少知道什么是好的教养。好的大学的教育精神是在一种自由的、散漫的、爱知求真、舒展自由心性的氛围中，熏染人格，改变气质。要把大学教育的真谛落在实践上，现在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就是加强本科学生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更多侧重对人格的塑造、心性的养成，通识教育强调学科知识的打通。在宏观层面培养器识，在中观层面培养决断，在微观层面培养品位，并进行元典教育与经典教育。经典美术教育同样可以培养器识、决断和品位，在博雅教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研究

李乾

2016, 35(6): 101-10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12

摘要 ( 367 )

PDF (1676KB)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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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法治生成的主要场域，总结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 “细胞元式” 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下，地方的主动性是城市法治发展的核心驱动。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形下，各地展开 “试点” 工作，地方先行先试；另一方面是在国家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下，各地以 “变通” 为实践方式，地方做出突破性的探索。在法治建设中，受到体制因素、利益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塑造出我国各个城市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特征。

晚清变革中的财政转型与政治博弈

张富利

2016, 35(6): 110-11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13

摘要 ( 397 )

PDF (1668KB) (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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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立宪为主旨的变革，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清廷与立宪派的较量，其中以商界力量为代表形成的立宪派发挥了重要作用。立宪派不断通过政治话语和理性交锋争取自身的权利，提出明确的财税、经济要求并通过资政院和咨议局积极参与政治，为达致立宪政治目标与清廷展开角逐。从财税立宪的角度来看晚清变革，探寻财政、经济与晚清政治变革的微妙关系，会发现以预算草案为代表的案例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博弈。预算案的政治博弈让具有近代意义的财政改革雏形具备，而国会请愿的政治博弈双输的结果导致了清廷的败亡。

基于评价系统理论的汉语评价词典构建

何伟

2016, 35(6): 118-12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14

摘要 ( 280 )

PDF (1753KB)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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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汉语评价词典的建设在评价词的认定和极性标注上存在着随意性，缺乏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由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马丁提出的评价系统理论却几乎被计算语言学领域所忽视。如果能够将评价系统理论用于指导汉语评价词典自上而下的构建，势必会提升汉语评价词典的科学质量。为此，可以依据评价系统理论对汉语评价词语进行梳理，界定汉语评价词语的概念和形式，将评价词语的核心成分——态度词，划分为心理态度词、社会态度词和自然态度词三类，扩展评价词语的附加成分——级差词的外延范围，最终实现一个实用化的汉语评价词典。

新儒家核心概念词 “理” 的英语表述研究

张绵

2016, 35(6): 123-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6.015

摘要 ( 396 )

PDF (1635KB)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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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新儒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精粹，是指公元十一世纪下半叶北宋时期，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精髓，经过更新的儒家学派。中西方对其中的 “理” 心 “性” 三个核心概念的研究层出不穷，英语表述也多种多样。采用主题词和对比短语学方法，分析英语文本中核心概念词 “理” 和其他核心概念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对比英汉语表述的异同，可揭示出核心概念词 “理” 在英语文本中通过搭配词和搭配型式得到了意义重构；“理” 和 “心”“性” 三个核心概念词在意义上相互联系，形成一种不可逆的线性关系；英语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偏差。意义偏差是由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造成的，任何表述无对错之分，意义可以通过文本中的搭配和型式凸显出来。

《江汉学术》2016年总目次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6, 35(6): 129-134.

摘要 ( 220 )

PDF (1258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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