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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第35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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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学术》2016年第5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6, 35(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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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政治关联、 真实盈余管理与旅游企业多元化经营
林川
2016, 35(5): 5-13.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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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是企业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跨产品或跨行业涉足另外一种产品或行业的一种经营模式。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旅游行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但由于 “自由行” 概念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旅游企业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面临需要以多元化经营寻找新的经营手段、 新的经营方式, 从而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问题。因此, 利用 2007—2014 年间 205 个中国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样本, 我们可以实证检验政治关联、 真实盈余管理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 相较于无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 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更高, 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则多元化程度会更低; 考虑真实盈余管理的中间作用后发 现, 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的影响被制约了, 而且在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 真实盈余管理对多元化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创业型领导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中介机制研究——组织学习能力与战略柔性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张翔,丁栋虹
2016, 35(5): 14-22.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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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习能力、 战略柔性是新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能力, 而创业型领导是新创企业持续获取竞争优势与战略价值的重要驱动因素, 对于新创企业获得良好的绩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高阶理论与战略创业理论, 通过对 213 个新创企业的样本数据分析, 可知组织学习能力、 战略柔性在 CEO 的创业型领导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过程中的多重中介作用: CEO 的创业型领导对新创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与战略柔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组织学习能力、 战略柔性在 CEO 的创业型领导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中有完全中介的作用; 通过多重中介效应的比较, 在创业型领导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中, 组织学习能力与战略柔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在影响程度方面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 chips2008的经验数据
郑先平,李梦娜
2016, 35(5): 23-2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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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与流动人口收入关系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hips2008 的数据, 可以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建立和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二, 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而言, 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强; 第三,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
法律专栏_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视域与新话语
国家治理的嬗变: 基层法院的制度变迁与演进逻辑——以浙江龙泉法院建设历程为中心
张健
2016, 35(5): 29-36.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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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国百年, 国家治理经历了 “传统帝国的没落”“民国时期的变革与承续”“建国初期的革命与运动”“新时期的社会转型” 等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治理方略下, 基层法院建设的实质和形式也大相径庭。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样本, 考察基层法院工作定位、 司法人员构成、 人财物管理等运作实践, 以期探索近代以来基层法治的变迁逻辑。晚清至今的基层法院建设, 自始至终都应该被纳入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来考虑。当下司法改革, 不仅需要规范层面的考虑, 而且必须有一种动态的、 切合社会转型实践的追问, 改革设计也应该立足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的现实。
犯罪二次性违法特征的理论与实践再探讨
江奥立,杨兴培
2016, 35(5): 37-4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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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已初具其型, 但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一理论中前置性法与刑法之间如何契合、 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衔接等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和释解。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事实上是刑法 “二次性” 规范属性进一步延伸和分解的结果, 把握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深化谦抑理念的关键。应受刑罚处罚性的价值在于强调刑法的保障性, 这就意味着刑罚的设置需要考量前置性法的适用情况。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 “前置性法——刑法” 的递进模式开展自己的叙述, 时刻把刑法的启用看作是充分考量前置性法以后做出的选择, 可见这一理论是建构在 “实证”而非 “经验” 的基础上, 因此具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性。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法律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建构 “前置性法——刑法” 的递进模式进行思考, 其中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意义是, 强调对 “法环境” 的考察与解析。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主要是基于自由刑法的立场, 始终从法体系的角度把握刑法是保障法、 具有第二次性违法的规范属性, 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权的规范分析
李燕
2016, 35(5): 49-54.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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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就审判活动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拥有解释权,该解释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司法权的统一特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解释权, 并不意味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裁量解释权被剥夺。在现实中,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些已经明显超越了法律赋予的行使解释权的范围, 呈现出 “立法化” 的倾向,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范解释权必须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不得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
教育部名栏_现当代诗学研究
生命之重的话语承载——论罗伯特·哈斯诗歌的 “催眠” 艺术
盛艳
2016, 35(5): 55-6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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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哈斯是集创作、 翻译与文艺评论之大成的美国现代派诗人。哈斯用词语流开辟进入潜意识的通道, 在创作中自觉地以诗的节奏完成了诗之 “催眠”。诗人用催眠性的语言缔造梦一般的感受, 同时又清醒而自知, 常在结尾处唤醒梦境。从三个方面可对哈斯诗歌中的催眠艺术进行解读和阐释: 第一, 哈斯将词语流植入到诗中, 借助由季语构成的词语流, 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缔造诗之催眠与梦的营造; 第二, 在哈斯的诗中 “光” 有柔化现实、 净化记忆、 唤醒噩梦的功能。“光” 多次在诗歌中将 “我” 从梦境或是回忆中唤醒; 第三, 诗中催眠术的实质是对于现实的柔化, 将诗作为承载现实重量的容器, 通过 “诗” 消解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 “非诗化” 与 “诗化” 的矛盾
张慎
2016, 35(5): 62-6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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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评价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 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 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 新经验、 新内容, 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 审美规范的新语句、 新意境、 新文体等 “非诗化” 因素, 产生了突破、 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 “非诗化” 的同时, 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 “诗” 的问题, 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 对其创作进行 “诗化” 规约。晚清的 “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 中 “新学”“新意境”“新语句” 与 “古风格” 的矛盾,“五四” 时期的 “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 所受到的指责, 以及 1920 年代新诗人对 “白话诗” 艺术缺失的 “检讨”, 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 等现象, 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专题_区域生态研究
市域生态足迹时空结构及演进机制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徐艳飞
2016, 35(5): 69-75.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0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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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90—2013 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首先测度武汉生态足迹的时空结构, 然后基于 STIRPAT 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剖析武汉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及演进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 武汉生态足迹逐年增加, 长期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尤其在 2001 年以后生态赤字逐年扩大。第二, 在武汉 13 个区中, 青山区的生态足迹最大, 是武汉生态压力 的主要来源地。第三, 工业化、 第三产业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规模增加均会扩大生态足迹, 收入水平的增加能有效降低生态足迹, 缓解生态压力。从目前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 经济增长对生态系统的制约效应尚处于主导地位。今后生态治理须以青山区为重心; 推动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积极倡导生态理念减缓生态足迹, 加快生态压力拐点的提早到来。
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分析——以民勤县为例
韦惠兰,王茜
2016, 35(5): 76-8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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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民勤县 2010—2014 年统计年鉴数据, 运用生态足迹和承载力模型对该县近 5a 的生态足迹供需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合灰色预测理论建立 GM(1, 1)模型, 以研究荒漠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特点、 变化趋势。研究表明: 第一, 人均生态足迹从 2010 年的 2.3221 hm2逐年增至 2014 年的 3.5906 hm2, 增幅达 54.63%。人均可利用生态承载力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基本维持在 0.7295 hm2—0.9441 hm2之间。民勤处于严重不可持续状态, 生态赤字逐年扩大。第二, 化石能源和草地对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影响最大, 草地过载导致的草地退化成为其承载力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第三, 预测结果表明, 生态足迹将持续增加, 造成生态赤字的继续扩大。因此, 要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发展优势农业, 加大技术投入; 合理规划, 转变畜牧业增长方式, 坚持生态文明道路。
社会学
连片开发中的资源整合: 成效、 问题与对策——以澜沧县为例
宁亚芳
2016, 35(5): 82-8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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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是连片特困地区(滇西边境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 区域性贫困问题严重使连片开发成为该县扶贫开发的主要策略。2010 年启动的拉祜族聚居区综合扶贫开发项目则成为该县连片开发资源整合的最大平台。在统一规划下, 拉祜族聚居区综合扶贫开发整合了各类扶贫资金, 也实现了专项扶贫项目间的良性互促并形成反贫困合力。资金整合渠道多元化、 基础设施建设连片化、 扶贫产业发展规模化是连片开发资源整合的主要成效。但受多重因素影响, 资源整合也面临资金整合难度大、 扶贫项目结构不均衡、 产业扶贫带动增收效果弱、 扶贫项目监管薄弱等问题。应从省、 市层面统一规划扶贫资金整合, 从跨区域视角规划产业扶贫布局, 增强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程度, 加强对乡(镇)政府实施扶贫项目的监管等方面提升澜沧等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的扶贫开发效果。
城乡户籍制度下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基于 2010—2013年 CGSS数据
李文杰,罗玉辉
2016, 35(5): 89-95.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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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2010—2013 年的 CGSS 调查数据, 可分析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及差异。通过分析比较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与变化, 可以发现, 城乡二元结构不只体现在经济中, 还体现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研究结果表明, 从 2010 年到 2013 年, 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体力劳动特征, 而非农户籍人口中约有 45%的人口处于非体力劳动阶层。亦即农业户籍持有者进入管理阶层, 甚至进入非体力劳动阶层的可能性远远小于非农户籍持有者。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掌握不同的生产性资源, 城乡户籍人口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意味着农业户籍持有者获得的生产性资源要小于非农户籍持有者。
哲学 历史
论康有为、 谭嗣同对现代平等观念的接受与误读
罗贵绒
2016, 35(5): 96-102.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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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 平等只是一些 “胆大妄为” 之人的边缘性呼唤。然自鸦片战争开启中国的近代化以来, 边缘性的平等一跃成了康有为、 谭嗣同等知识精英口中所说的人类公理。而平等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在于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严重不平等的现实。列强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念为康、 谭等知识精英羡慕不已, 于是大方接受其民主、 自由、 平等观念。但他们并不是以洛克式的 “白板” 来接受平等观念, 而是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资源中找寻接受平等的依据。由于缺乏以个人为本位的传统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现状, 康、 谭对现代意义的平等存在着误读。然其对平等的重视使得平等进入了主流精英的视野, 进而成为了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乐无乐: 庄子 “天籁”“三变” 说辨析
刘乐乐,胡栋材
2016, 35(5): 103-10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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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以三籁为喻的目的不在解释何谓天籁, 而是由天籁的疑问转移到如何聆乐的问题, 他力图超越耳目闻见的认知功能, 使耳目在收视反听的自指中摆脱肉体性的存在, 成为指认道的意象式表达, 因而在道的层次上以 “虚” 言 “乐” 的起源, 以 “愚” 言聆乐的状态, 以 “无乐” 言聆乐的快乐。庄子无疑开启了音乐的最高境界与聆乐的工夫, 这种论乐体道的方法与境界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及艺术欣赏产生极大的影响, 尤其是嵇康的 “声无哀乐” 之论和以古琴为首的中国音乐所追求的自然平淡之境, 可以说都始源于此。
暴君抑或雄主: 汉武帝在宋代的历史形象考察
孙颖涛
2016, 35(5): 109-114.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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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宋代的形象存在暴君和雄主两个偏向, 这既与汉武帝本身的复杂性有关, 也与宋代儒学复兴的思潮和民族对峙的时代特点有关。宋代知识界的整体背景是回向三代和致君尧舜, 其主流思想贬抑汉武帝为近似秦始皇的暴君。而宋代帝王、 新党官员群、 南渡官员群则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和挽救危机的目的, 片面地和功利地肯定和凸显汉武帝的雄主形象。对汉武帝这样功业高出百王的伟大君主, 主流知识界以暴君视之, 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王道、 贬黜霸道的传统观念, 这也历史地揭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根据。
翻译
译古为今, 讵可不慎乎——以对《辩正论》的误释、 误译为例
高查清
2016, 35(5): 115-12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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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时代变迁导致的语言表达差异产生语内翻译, 地域差异产生的语言差异需要语际翻译, 还有符际翻译等。一般认为, 相对于古文译为今文, 他族语译为本族语的难度更大。可事实上, 译古为今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困难, 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相当的文化积累、 专业知识, 译者同样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释、 误解和误译。比如, 隋代名僧彦琮所著的《辩正论》为我国历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所重视, 不少翻译研究者都曾对该文进行过不同角度的解读,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解读也存在一些谬误, 如果不加详察, 就可能会误导读者, 产生消极后果。选取某文献中出现的对彦琮《辩正论》的几例误释、 误译, 分析其疑似错误或明显错误, 以与著者商榷。作为译者, 在译古为今时必须谨慎, 要使自己成为 “杂家” 的同时还应努力成为 “专家”。
对零翻译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舒艾
2016, 35(5): 122-12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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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颇具效率的翻译方法, 零翻译近年来已被翻译工作者们广泛应用于各类文本的英汉翻译当中, 大量英语词汇通过零翻译进入汉语文本。近年来, 与零翻译相关的学术研究大都是对零翻译的定义及分类进行重复解释和分析, 较少有学者以批判性眼光看待零翻译现象及其在科技、 政经和文化等领域产生的负面影响。根据零翻译的定义和主要观点, 结合零翻译的使用现状, 以其当前主要的应用领域为研究基础, 可以对零翻译在科技、政经和文化领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相关政策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分析。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工作者应该尽量减少零翻译的使用频率, 努力挖掘汉语的潜力, 保护民族语言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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