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4年第5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4, 43(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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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录音实录

周瓒，张洁宇，段从学，李心释，陈培浩，等

2024, 43(5): 5-1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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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5日，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此届颁奖典礼由江汉大学和上海大学联合主办，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和上海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袂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广西河池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松江区文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和诗人以及主承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届仪式。颁奖嘉宾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颁发给了周瓒、张洁宇、段从学、李心释、陈培浩五位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的三批数十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新诗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其学术性、开放性、引领性和公益性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誉。

海子诗歌与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意识

王东东

2024, 43(5): 19-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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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80年代文化之子，海子的写作也探测着1980年代文化的范围、极限和边陲。海子诗学与1980年代文化之间形成了共振。海子将陈维纲翻译的荷尔德林诗句“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改为了“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并使之在汉语中广为流传。海子和刘小枫分享了同一种“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的思考，这是“文化热”的表现，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普遍的思想氛围；海子作为诗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式“诗化哲学”的思想建构。与刘小枫类似，海子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作出了自己的文化决断。海子最终完成了从“诗化哲学”到“哲学化的诗”的转变，他的诗学同样“是对真实的意义的价值现象学追问”，并且与1980年代的“比较文化”互为表里。其诗歌理想来源于1980年代的文化理想，也因而容纳了1980年代文化意识最深层的矛盾。

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差异性分析及融通路径探索

吴昊，姚灿

2024, 43(5): 29-3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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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认真讨论的话题，两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需要结合教学与研究实例予以辨析。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体制、社会氛围、教师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当下中学与高校的新诗教育存在断层现象。一方面，高校新诗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学新诗教育的相对“冷清”。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使中学新诗教育“活起来”，实现与高校新诗教育的衔接，就要认识到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差”与“合”，并有针对性地展开交流。目前中学新诗教育与高校新诗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受制于现有考试体制，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所限制，中学生与大学生在新诗接受方面的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但中学与高校的新诗教育都具有审美属性，都以培养学生的新诗感悟能力、细读能力为目标。在新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理论研究等方面，高校有必要与中学展开对话、互通有无，使新诗教育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受益的实践。

“五四”的物体系与物的心声：论冰心的写物诗

王玮旭

2024, 43(5): 35-4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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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中国新诗的诗学格局中，思想之新与诗歌之美是诗人们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困难在于二者常常被视为一组矛盾。而冰心却以她所创造的“思想—事物”的写物结构给出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就象征形式而言，与胡适等人诗歌中所展现的私人化象征相比，冰心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诗学并非狭义的象征主义模式，而是试图创建一套关于时代新思潮的具有公共性的“物体系”。这一形式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客观上却影响巨大。冰心诗歌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听觉”形式，即从无言的事物身上听到话语。这一形式是冰心诗歌在其时代中十分特殊的一项特质，它来源于泰戈尔、渊源于印度思想及《圣经》、卢梭等西方思想，由此首次在中国新诗中塑造出一种倾听“自然—神—真理”的“形而上的品格”，具有重要的开创性。

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现的法治化原则与进路

孙强

2024, 43(5): 46-5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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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需要法治保障，其法治化原则体现在要注重调和文化数字化所呈现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并立趋势，确立法治之下的技术治理范式以顺应文化数字化发展趋势，通过平衡公民文化权利与国家文化权力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当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面临的法治问题包括文化数据保护漏洞、个体文化数据被非法利用等带来文化数据安全隐患、文化数据跨境传输安全风险等危及国家文化主权、文化产业数字化中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剧等。其法治进路包括加强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文化数据安全制度体系等防火墙建设，通过对文化数据分级分类、加大跨境文化数据监管等维护文化主权，实现文化产业数字化市场监管制度设计的融合、具体与完备，构建由国家、平台、行业协会、公众等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法治进路的重心在于落实《意见》要求，用法治手段扫清现实障碍。

数据要素治理的范式新解与规则展开——基于“卡—梅框架”的视角

韩世鹏

2024, 43(5): 55-6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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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已逐步渗透到市场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而数据的可资产化赋予了数据确权、流通与利用的重要意义。数据要素治理的价值体现在微观层面的个体信息保护，中观层面的数据产业发展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安全战略三个维度。“卡—梅框架”下禁易规则、责任规则以及财产规则的基本内涵和适用条件，可将数据要素流通的不同场景置于同一体系下，进而明确数据产权与权益配置规则，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行。实践路径方面，首先应利用类型化与场景化逻辑，细化数据权属的认定标准；其次，综合考量市场供求关系、交易行为对数据价值可减损性等明确数据定价基准；最后，利用数据交易的负面清单机制与隐匿性技术赋能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

AI“复活”逝者：技术幻影下的数字永生及伦理考量

张爱军，蒋玉

2024, 43(5): 63-7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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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更迭，AI换脸催生出相关产业链，满足人们片刻的亲情陪伴。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逝者信息上传人类意识，生成与现实毫无差别的“虚拟数字人”，实现数字世界中的“复活”。在技术的加持下，死亡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心脏停止，身体在虚拟空间中数据化，生命变得智能数字化，生者与逝者实现超越时空的联结，新的死亡观念正在形成。由技术打造的数字永生吸引着人们尝试，在刷新人类生死认知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伦理风险：生者困于技术打造的幻影景观中，影响了个人生活秩序与生存状态；AI复活者牵涉到隐私权与肖像权等相关法律问题；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数字永生将产生新的产业链，导致新的资本博弈和社会治理难题。随着技术不断渗透人类的全部生活，只有对技术保持高度警惕与谨慎态度，才能避免社会陷入技术的虚幻泡影中。

失能研究：历史发展、理论假设与批评途径

孟樊

2024, 43(5): 72-8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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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1980年代的失能研究，至今已发展成为当代西方新兴的文学与文化理论之一。它聚焦在以往受到忽视的身心失能者身上，提出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成果。失能有两种模式――普遍派与少数派模式，继而提出目前“医疗的”与“社会的”两种研究模式，并强调社会的研究模式为主流的研究方式。在爬梳失能研究作为一门新起的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发展状况后，进一步检视从傅柯提出的规训说以至于米歇尔和史奈德的叙事义肢理论，最后考察失能研究的两种批评途径即作者与作品人物研究途径，并以作家及其作品为例加以说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西藏多语家庭的语言状况

曾丹

2024, 43(5): 84-9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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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多语家庭是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社会经济发展和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阵地。以西藏山南地区多语家庭为样本，基于判断抽样展开问卷调查得到的统计结果显示，多语家庭的大部分成人普通话能力较强，他们既认同普通话所带来的国民身份，也较好地传承了本民族语言，成为双语者或多语者。教育与城乡差异是影响其普通话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他们期待获得教材教辅、网络资源、专题培训、就业机会和资格证考试等方面的帮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相关部门应做好普通话推广的顶层设计、编写分级层进式普通话训练教材、丰富培训形式和类别、加强弱势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保护。

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嬗变与提升——以独龙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现状及脱贫前后对比为中心

黄兴亚，方寅

2024, 43(5): 92-10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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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独龙族脱贫前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变化，通过2023 年的问卷调查以及与2016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并利用SPSS19.0软件统计分析受访者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变项上的差异，可以发现，独龙族脱贫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听说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其中学龄前儿童和中老年人的进步尤为明显。这是教育的发展、语言接触增多、智能手机等媒介的普遍使用以及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情感认同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对提升学龄前儿童和义务教育阶段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贡献最大，当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后，教育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贡献逐渐减弱，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核心受众是18岁以上且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务农的群体。为提升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需要从家长、学校、政府三个层面做出努力。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江浙皖三省155个县域的实证考察

潘锡泉

2024, 43(5): 103-11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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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我国乡村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基于数字化赋能的数字乡村建设可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可能的路径。基于我国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2016—2020年155个县域层面的样本数据，可就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县域层面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但对不同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贡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对经济相对发达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贡献较大，而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贡献明显较弱。进一步地，居民消费升级在数字乡村建设对我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发挥重要的中介效应，且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效助推数字乡村建设对我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赋能作用。

合作生产：社会化养老服务可持续供给的实践逻辑 ——立足于21家社会养老机构的扎根理论分析

汪瑶

2024, 43(5): 116-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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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养老服务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研究尝试引入合作生产视角，通过观察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可持续的地方实践，立足于21家社会养老机构调研数据，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社会化养老服务可持续供给的运作逻辑。结果发现：社会化养老服务可持续供给经历了共同委托、共同设计、共同交付和共同评估四个合作阶段，合作主体、生产空间和价值理念是社会化养老服务合作结构；政策多方响应、制度监管保障、市场利益调控和技术数字赋能形成合作生产机制；合作结构与生产机制共同作用形成不同的合作网络；生产机制与合作网络交互作用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合作阶段，强化合作生产能力，实现服务群体普惠化、合作内容多样化和可持续的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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