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5年第4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5, 44(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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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运”之争：当代农民心态的展演——以芦山村房屋建造冲突为考察中心

宓淑贤

2025, 44(4): 5-1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1

摘要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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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为了争夺主导权而产生的各种紧张、分化以及利益竞争。以芦山村房屋建造冲突为例，农民营造道德情境的方式和消解冲突的过程反映了农民行动的基本理念结构，呈现了当代农民的心态特征。“气”为农民冲突的核心观念，争“气”和斗“气”是建房冲突中农民行动的内外两面，争“气”是维持面子和争取未来更好生活可能性的一种手段，斗“气”是通过示众式表演使冲突公开化，以此赢得乡土社会的道德资本。顺“气”（心理按摩）和纾“气”（经济补偿）成为有效解决冲突的组合手段，是“气”的平衡机制。农民的社会心态反映了农民自身的情绪体验，实则也是支配农民行动的深层次因素。

子女外出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选择的影响

魏晓丽

2025, 44(4): 17-2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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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家庭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使用IV-Probit模型，利用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2018年数据，可以探讨子女外出对老年人机构养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外出显著提高了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原因在于子女外出增加了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的机会，但减少了照料和情感支持，从而提升了老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进一步分析表明：社区养老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机构养老需求；子女外出对经济独立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女儿外出比儿子外出对老年人机构养老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加强人口外流地区的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效衔接，并推动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以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基于绿色创新和环境规制的中介机制

胡超凡，陈柳钦，谢捷

2025, 44(4): 30-4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3

摘要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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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政策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备受关注。基于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借助2010—2022年中国城市的数据面板，可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实际影响及其运作机理。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生态韧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特别是在增强响应韧性方面表现突出。进一步分析揭示，该试验区通过优化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城市生态韧性的提升产生了间接的正面效应。根据异质性分析，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积极影响在不同的城市中存在差异，高市场竞争度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高绿色创新水平城市的表现尤为突出。强化绿色金融政策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构建动态反馈的绿色金融评价体系并强化多主体协同治理，是推动城市生态韧性发展的有效方针。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理论构建、实证检验及优化路径

李梦娜，杨喜

2025, 44(4): 46-5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4

摘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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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嵌入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机遇。通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22个典型案例进行解构与重塑，提炼出“工具—过程—结果”这一整体性理论模型，可以揭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村庄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技术影响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全国层面，数字技术会直接作用于乡村治理，还会通过资源获取、权力监督和社会动员三条中介传导路径间接促进乡村治理。从区域层面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与赋能路径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根据研究结论，可从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乡村数字化治理相关的体制机制和区域差异化策略优化数字化乡村治理等三个方面提出改善路径，以期更好地实现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领域的赋能增效。

戈麦及其诗歌“画像”的生成和表

张凯成

2025, 44(4): 57-6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5

摘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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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是理解戈麦及其诗歌的重要载体，他在为自己“画像”的同时也在塑造时代的形象，凸显出特定场域中的诗学精神，以及个体与时代之间的扭结关系。通过阅读他的书信与诗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戈麦并非失败者与厌世者，因为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诗歌写作中，他都表现出不断朝向未来的精神与对摆脱精神困境方式的积极探寻。“画像”还包含着他在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的充满矛盾的心理状态，以及个人通过与时代对话的路径来挣脱精神焦虑的尝试。戈麦在趋于物质的或者追求形而下的时代境况中创造出向上的、崇高的精神自我，为我们深入体察1990年代诗歌的总体面貌创造了独特视域。

个体性与公共性：戈麦诗歌的情感言说空间

王雷

2025, 44(4): 65-7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6

摘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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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戈麦来说，“情”始终在其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诗人的敏锐也使他得以超越“情”的本质，而以天才般的视野观看人类的精神空间，遂越发感受人类精神的局限与悲哀。但是由于他无法安放自己的“情”，以致在不断的绝望与焦虑之中成为“情”的附庸。同时世俗空间的侵蚀让其不断地以诗歌进行合理的申诉，故而在诗中以一种诗性寓言或者说是一种神话般的存在渗透着对于公共空间所能想象的话语建构，从而不断地进行个体的抗拒。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无惧死亡的阴影，毅然以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抗拒之态顶住世间的咒骂，最终在一种有“情”的空间中，以一种忧郁的姿态重构自由的想象世界。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能力评测研究：特征、路径和趋势

易保树, 倪传斌

2025, 44(4): 73-8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7

摘要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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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语言能力发展研究，对比LLMs与人类语言学习特征的差异，从学习环境和机制、语言特异性泛化能力测量及语法能力测评多维度探讨LLMs的语言能力评测及其理论启示，可以发现：学习环境层面，LLMs凭借海量单模态文本输入实现高效统计泛化，而人类在生态效度更高的多模态交互中发展语言能力，二者形成互补性差异；针对语言天赋论的核心假设，通过消融实验、无监督和监督测试三类范式，揭示LLMs虽缺乏人类先验语法特异性，却能通过统计模式复现部分语法规则；语法能力测评表明，LLMs虽可习得表层句法结构，但对深层递归性、语义—句法接口等人类特异性特征的建模仍存在显著局限。同时，LLMs的涌现能力对刺激贫乏论与语言天赋假设构成双重挑战，并推动计算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范式融合。未来大模型语言能力测评需聚焦语言形式与功能的认知解耦机制，探索跨学科方法论协同路径，以厘清LLMs语言能力边界。

网络空间语言伦理研究：背景、框架与方向

程润峰

2025, 44(4): 84-9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8

摘要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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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语言伦理的研究背景可被阐述为语言观的革新、语言伦理学的兴起和网络空间语言伦理的问题驱动与政策导向三个方面。现有相关研究多停留在表达和传播层面的症候描写上，对其新形态和新表现关注不够。围绕网络空间语言伦理的五大内涵特征（伦理场域高度媒介化、伦理问题更加复杂和多源、伦理主体更加隐匿和自我、伦理规范更加模糊和薄弱、伦理建设更加滞后和艰难）和六大主题内容（网络语言的伦理元素与向度、网络交际的伦理问题与原则、话语传播的伦理困境与规范、数智技术与语言伦理、现实—网络空间语言伦理的互动与衔接、语言伦理与语言治理的关系与协同），可以构建网络空间语言伦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并提出后续值得探讨的议题和方向。

行政复议维持决定的异化与阐释——以“适用依据正确”标准为切入点

徐大闯，王佳怡

2025, 44(4): 94-10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09

摘要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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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持率”是行政复议制度最被诟病的现象，但学界对其运作机理却缺乏直接的理论探讨。“适用依据正确”是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基准之一，是立法者对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维持决定时的“高度”审查义务要求。但在实践中，行政复议机关却将之偷换成“低度”或“不予”审查标准，属于“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行为是经过考虑后的理性行为并具有稳定的基础，即我国特有的治理模式使得行政复议机关软化对“过程”的监督。不过此种类型维持决定的作出并不意味着行政复议机关消极无为，相反行政复议机关也会积极地采取其他渠道以寻求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这也发掘了行政复议“高维持率”的另一维度，进而提醒学界和实务界应当更加注重“需求端”，以此为核心来指导“供给端”改革。

论我国数据财产分类保护的基本路径

时明涛

2025, 44(4): 106-11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10

摘要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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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据财产权的制度基础，现有的数据分类方式难以体现不同数据在保护方式与保护程度上的区别。数据财产的分类保护应当建立在数据权益区分的基础之上。首先，作为财产权客体的数据应当满足特定的条件，它在保护方式与保护程度上与数据财产利益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次，以要素形态而存在的数据无法适用财产权的保护方式，适用财产利益的保护方式能够容纳不同类型数据的保护需求，更加符合数据的客体特征。最后，在数据财产利益的保护过程中应当重点考察权益保护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将它类型化为不当获取型与不当利用型数据权益纠纷。

直觉转译与“符号性真空”——论卡西尔艺术解释的内在困境

杨竣淇

2025, 44(4): 119-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4.011

摘要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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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体系，视艺术为“直觉符号形式”，并以此区别作为“概念符号形式”的语言，他以一种“直觉转译”的方式处理审美活动中感性与精神的关系，形成一种符号化的形式建制。在这种建制中，卡西尔构造了一种由符号形式的建制所维系与保障的近于真空的艺术解释模式，从起始处错过了艺术活动中的肉身维度，过早地使一种感性形式迁换为一种意义形式，进而形成一个闭合的、带有唯我论危险的自洽结构，以致混淆了“形式的直觉”与“直觉的形式”的差异。在此分析基础之上，应该进一步看到和凸显艺术作品、艺术活动所具有的“异在”特质，从而在一种差异叙述的基础之上形成艺术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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