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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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老机构嵌入社区邻避现象的生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魏智慧，訾先伯

江汉学术 2024, 43 (6): 94-104.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6.009

摘要（746）

PDF（pc）（1425KB）（3100）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但养老机构在嵌入社区的过程中却时有会面临邻避效应的问题。通过运用空间社会学理论对国内多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四种邻避类型：物理挤压型、权力失衡型、邻里隔阂型和心理不悦型，并进一步分析每种类型背后的产生原因。接着，根据上述四种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治理路径：激活物理空间、调整权力空间、重构邻里空间与疏导心理空间。养老机构嵌入社区过程中的邻避问题就是养老事业发展在空间维度上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还需坚持空间正义的原则维护各空间主体的权益。通过重塑空间中各种结构和关系，激发空间的主体性，推动社区养老空间的良性再生产。以期为社区养老机构从“邻避”走向“迎臂”提供实践路径和方法，不断完善目前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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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院庭长阅核制如何破解审判监督管理的问题循环

郝世坤，郭沙沙

江汉学术 2024, 43 (4): 66-76.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4.007

摘要（484）

PDF（pc）（1281KB）（506）

阅核制是压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责任的重要方式。院庭长阅核制改革具备法理基础，符合“认识反复性”辩证规律和彰显问题意识等正当化基础。但因监督范围和方式等变化，该制度仍面临过分干预法官独立判断、忽视诉权保障等理论困境；也存在影响司法改革系统性，模糊权责边界和异化为审批制的制度风险。要破解审判监督管理实践的问题循环，必须树立“人民中心主义”和“法律思维模式”理念，并以此指导和完善院庭长阅核制。同时，应强调优化绩效考核、完善分案模式等配套措施改革，实现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的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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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的热点与展望——根据CNKI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计量分析（2013—2023）

何炜，马艳

江汉学术 2024, 43 (4): 46-5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4.005

摘要（376）

PDF（pc）（2235KB）（314）

在人口政策变化的新背景下，如何发挥生育支持政策的作用，提高生育率，已成为我国人口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以2013—2023年CNKI数据库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样本，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分析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特征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研究发现：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生育意愿、生育支持的理论与经验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等方面。在2013—2023的生育政策演进历程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3—2020年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为2021—2023年的快速升温阶段。未来应从营造鼓励生育的文化氛围、建立“生”“育”“养”成长周期全覆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健全经济补贴制度以及完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等方面开展研究，以实现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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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I“复活”逝者：技术幻影下的数字永生及伦理考量

张爱军，蒋玉

江汉学术 2024, 43 (5): 63-7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7

摘要（346）

PDF（pc）（1321KB）（265）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更迭，AI换脸催生出相关产业链，满足人们片刻的亲情陪伴。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逝者信息上传人类意识，生成与现实毫无差别的“虚拟数字人”，实现数字世界中的“复活”。在技术的加持下，死亡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心脏停止，身体在虚拟空间中数据化，生命变得智能数字化，生者与逝者实现超越时空的联结，新的死亡观念正在形成。由技术打造的数字永生吸引着人们尝试，在刷新人类生死认知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伦理风险：生者困于技术打造的幻影景观中，影响了个人生活秩序与生存状态；AI复活者牵涉到隐私权与肖像权等相关法律问题；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数字永生将产生新的产业链，导致新的资本博弈和社会治理难题。随着技术不断渗透人类的全部生活，只有对技术保持高度警惕与谨慎态度，才能避免社会陷入技术的虚幻泡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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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著作权法：法律挑战与未来展望

李依琳

江汉学术 2024, 43 (6): 5-15.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6.001

摘要（315）

PDF（pc）（1374KB）（1202）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对现有作品的学习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创作成本。虽然现有的法律可以回答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大部分与著作权相关的问题，但答案可能并不符合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的创作者们的预期。尤其是对合理使用原则的判断，不同国家法院、法官的判决是不同的。除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阶段，它产生的输出结果也可能是可以被授予著作权的。考虑到生成的作品与人类作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数字内容分发的全球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关的著作权规则亟须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做出更新，而不是仅仅依靠判例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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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认定——以自动驾驶为例

张家骥，铁伊然，周鑫

江汉学术 2025, 44 (1): 107-11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10

摘要（314）

PDF（pc）（1422KB）（802）

人工智能可否享有法律主体地位是解决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主体认定这一现实问题的根源问题。从法哲学角度切入，创造性建构法律主体的阶层式标准体系及其应然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赋予法律主体地位的阶层式判断体系。从抽象到具体，运用该体系作为判断标准，就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主体问题展开研究。弱人工智能不能成为法律主体，提出建立在生产方强制保险机制上的法律地位代表说。强人工智能根据自我意识的根源不同分为“机器伦理”式和“人类情感”式两类——前者不能成为法律主体，但人类设计的“机器伦理”将有效减少致损事件发生的概率，法律地位代表说依然适用；后者不应成为法律主体，否则将不满足价值判断，甚至是无意义的讨论。从理论到实践，在人工智能不作为法律主体的前提下，基于我国现行法与机动车责任保险机制，结合域外立法经验与案例，明确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主体，进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动驾驶领域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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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字语言学的界定、特征和发展

王荔，王春辉

江汉学术 2024, 43 (6): 28-36.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6.003

摘要（262）

PDF（pc）（1373KB）（324）

数字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在数字化环境中的应用和发展的新兴学科。不同于计算语言学，数字语言学有着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其核心目标不仅限于利用计算手段解决特定的语言处理任务，而且更专注于语言数据的全面采集、系统化管理、精细化分析和可视化呈现，注重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并且与数字人文密切相关。中国在数字语言学研究领域，虽然已取得初步进展，但还可以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学科教育体系构建和加快研究成果产业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展。未来，数字语言学将在语言教育、公共服务、商业等更多应用场景中展现出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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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多维度动因与关键因素——基于机器学习的证据

彭颖，张子夜

江汉学术 2025, 44 (1): 83-94.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8

摘要（230）

PDF（pc）（1607KB）（575）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它综合考虑了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以2011—2020年A 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采用机器学习中的参数方法、非参数方法和集成学习方法，可探讨多维度的绿色技术创新动因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预测能力的差异，从而识别出影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因，并找出预测能力最强的特征。研究发现：与数字化发展动因和内部治理动因相比，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要受外部监督动因驱动；集成学习方法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预测能力优于参数与非参数研究方法，其中支持向量机具有最强的解释能力和最高的预测精度；在多维度动因特征中，数字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环保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预测效果最佳。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可有效识别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而且对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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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代青年“断亲”现象的形成机理与社会影响

许加明，徐婷

江汉学术 2025, 44 (1): 27-3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3

摘要（221）

PDF（pc）（1528KB）（563）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出生并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的“90后”和“00后”Z世代青年群体与亲戚之间的日常交往越来越少，感情色彩也愈发淡薄，从而形成了具有特定时代和特定世代双重烙印的青年“断亲”现象。青年“断亲”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亲情意识的淡化和中国传统亲戚关系的现代性嬗变，其形成是多种结构性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的孕育、市场经济的助推、人口流动的规制、内卷环境的裹挟和网络时代的浸染，它们不仅改变了当代青年的亲缘结构和关系网络，而且重构了当代青年的亲疏认知和交往模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青年“断亲”可能导致人情社会褪色、家庭模式改组和文化价值转向，带来利弊并存的社会影响。“断亲”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亲情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而言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重塑当代青年的新型亲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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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育政策调整下中国隔代照料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常亚轻

江汉学术 2024, 43 (6): 105-115.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6.010

摘要（213）

PDF（pc）（1873KB）（309）

隔代照料是我国儿童照料的主要模式，蕴含丰富的福利效应。采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1992—2023年的CNKI数据库中的761篇隔代照料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发文量、合作网络、关键词聚类等知识图谱。结果发现：随着老龄化加剧和生育政策的调整，2016年以来发文量显著增加，学科分布广而分散，高校及其学者是研究的主体，但跨机构的合作网络尚未成熟。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抚养，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和儿童身心健康、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及代际关系的影响，隔代照料支持策略是研究的三个热点主题。研究演变路径经历了留守儿童家庭教养、生育率与劳动供给、儿童照料的社会支持三个阶段。支持隔代照料者，推动家庭照料与机构托育服务体系融合发展以共同解决儿童照料问题将成为未来学界新兴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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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字新基建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陈海汉，谢翼泽

江汉学术 2024, 43 (6): 48-59.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6.005

摘要（209）

PDF（pc）（1371KB）（1964）

数字新基建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架构，对于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新基建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2011—2022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两者的关系，可发现，数字新基建对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门槛效应显示，数字新基建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由增到减的门槛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新基建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以及科技投入水平高的区域更强；在数字新基建子维度中，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信息基建与创新基建的影响下显著，而融合基建的影响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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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及其性质与建构原则

王世凯

江汉学术 2024, 43 (4): 5-13.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4.001

摘要（190）

PDF（pc）（1327KB）（166）

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科学的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构建语言文字工作治理新格局、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为了实现高效管理语言事务、科学调控语言资源、妥善解决语言问题、积极消除语言贫困、逐渐提高资源效益、和谐语言文字生活、切实保障语言权利、不断提升语言活力、永久保护语言生态的目标而构建的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一套系统，主要包括国家语言治理的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运行体系。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具有系统性、阶级性、民主性、异质性、跨语性和跨域性等特征，国家语言治理体系的建构要遵循历史传承原则、目标导向原则、民主治理原则、法治思想原则以及中国实践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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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嬗变与提升——以独龙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现状及脱贫前后对比为中心

黄兴亚，方寅

江汉学术 2024, 43 (5): 92-102.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10

摘要（170）

PDF（pc）（1415KB）（318）

为了探究独龙族脱贫前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变化，通过2023 年的问卷调查以及与2016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并利用SPSS19.0软件统计分析受访者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变项上的差异，可以发现，独龙族脱贫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听说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其中学龄前儿童和中老年人的进步尤为明显。这是教育的发展、语言接触增多、智能手机等媒介的普遍使用以及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情感认同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对提升学龄前儿童和义务教育阶段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贡献最大，当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后，教育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贡献逐渐减弱，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核心受众是18岁以上且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务农的群体。为提升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需要从家长、学校、政府三个层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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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庄子内外之辨：从“形”的界定入手

崔洺睿

江汉学术 2024, 43 (4): 107-115.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4.011

摘要（168）

PDF（pc）（1298KB）（250）

庄、儒均认同内在价值高于外在价值，且将内外融通视作终极的价值追求。然而双方在对于内外相合的终极设想以及具体实现的路径上存在分歧，这源于庄子对“形”的分属采取了与儒家相异的判定标准。在庄子看来，伦理化的形体属“外”，而自然形体作为精神的依托，无法简单归之于“内”或“外”，而是起到沟通内外的中介作用。庄子不试图转化主体自身的局限性，不主张人为地确立内外分界，亦不否认内外之间存在根本的分别，而是追求达成一种内外之间的微妙平衡。澄清庄子对内外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展现庄子对于理想天人关系的独特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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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国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刘中一

江汉学术 2025, 44 (1): 5-15.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1

摘要（161）

PDF（pc）（1414KB）（100）

托育服务专业化是将托育服务纳入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中，并通过巩固职业壁垒、建立专业组织和强化专业论述等方式，达到对托育服务质量标准的垄断与控制。这不仅为托育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和全程规范管理等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也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托育服务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能。由于主客各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托育服务专业化发展面临社会认可度不高、效果辨识度不强、标准规范性不足、开放性有限、自主性不够以及基础知识不扎实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深入推进托育服务专业化发展，必须提高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社会认同；增加托育服务专业化的效果辨识度；正确处理托育服务专业化的标准和规范；推动托育服务专业化的开放性；保障托育服务专业化的自主性；夯实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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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汉学术》2025年第1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江汉学术 2025, 44 (1): 2-4.

摘要（157）

PDF（pc）（1276KB）（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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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语言模型与世界语言生活的新变化——以ChatGPT为研究中心

张勇晨，赵蓉晖

江汉学术 2024, 43 (6): 37-4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6.004

摘要（153）

PDF（pc）（1308KB）（1447）

ChatGPT的横空出世，推动了大语言模型在全球的流行，世界语言生活也因此受到了深刻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诸多新的发展：在语言服务行业，大语言模型提升了机器翻译的文本流利度和多语处理能力，推动行业由语言生产向内容生产转型，多模态识别与处理能力的提高也拓展了特殊群体语言服务的可能性；在语言教育领域，大语言模型推动了学习活动的智能化、多样化和个性化，成为语言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新搭档，并且为语言教师的教学与培养赋能；在语言保护工作上，大语言模型在多语能力上表现出来的潜力，加速了多语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进度，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GPT模型的基础上开发多语交互工具，推动语言保护工作由静态的档案存储转为动态的实时交互。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在语言内容传播上面临着一些新的难题，包括谣言与假消息传播的加剧以及变得更为复杂的学术伦理议题；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人工智能疲劳和人工智能焦虑也成为最主要的两个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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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司法算法决策和裁量正义的冲突与融合

王文玉

江汉学术 2024, 43 (6): 16-2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6.002

摘要（152）

PDF（pc）（1297KB）（46）

是否有助于实现裁量正义关系到司法算法系统的应用上限和最终走向。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共同构成了裁量正义。司法算法决策通过提升裁量的一致性、中立性、客观性和高效性水平助力形式正义的实现，通过提升裁量的理性化水平助力实质正义的实现。但受科技应用自反性影响，司法算法决策会引发有违裁量正义要求的新风险：其一，和司法裁量权专属性相冲突；其二，引发正当程序制度被虚置；其三，无法合理开展价值判断；其四，司法责任难以适当分配。为此，需要遵循技术改进、实现人类法官和司法人工智能系统有机融合的进路，以提升司法算法裁量的优质性和可信性。具体而言，应将“明确适用司法算法决策的裁量模块，提升民众和法官对司法算法系统建构的实质参与性，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及建立合理的责任分配制度”作为应对司法算法决策背离裁量正义目标风险的主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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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海子诗歌与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意识

王东东

江汉学术 2024, 43 (5): 19-2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5.002

摘要（148）

PDF（pc）（1392KB）（299）

作为1980年代文化之子，海子的写作也探测着1980年代文化的范围、极限和边陲。海子诗学与1980年代文化之间形成了共振。海子将陈维纲翻译的荷尔德林诗句“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改为了“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并使之在汉语中广为流传。海子和刘小枫分享了同一种“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的思考，这是“文化热”的表现，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普遍的思想氛围；海子作为诗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式“诗化哲学”的思想建构。与刘小枫类似，海子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作出了自己的文化决断。海子最终完成了从“诗化哲学”到“哲学化的诗”的转变，他的诗学同样“是对真实的意义的价值现象学追问”，并且与1980年代的“比较文化”互为表里。其诗歌理想来源于1980年代的文化理想，也因而容纳了1980年代文化意识最深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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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学语境的维度构建及其理论融通

徐杰

江汉学术 2024, 43 (4): 96-106.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4.010

摘要（141）

PDF（pc）（1363KB）（223）

“语境诗学”的理论构建与多媒介时代的文艺现实相契合，也与21世纪文艺理论的学术趋势相一致。“文学语境”的概念界定为维度构建规定了基本内涵，即其关系性、意义性和场域性。中西方文论中语境观念的迭代形成了文学语境的四个内在维度：“文内语境”强调文学作品内部结构的有机性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语境域；“情境语境”关注的是文学意义发生的“现场性”语境维度；“世界语境”指与文学作品价值相关的非语言性语境维度；“间性语境”则是在不同语境维度间形成的“组成性”“变化性”和“关系性”的关联语境。语境维度之间并非“关节式”的“衔接”关系，而是“流水式”的“相通”关系。这种关系在强调整体性、生命性和直觉性的中国古典诗学中可以得到有效的本体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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