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5年第5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5, 34(5): 2-4.

摘要 ( 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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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群体市民化的目标定位与策略分析

何建宁

2015, 34(5): 5-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1

摘要 ( 360 )

PDF (1719KB)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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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的质点和发展目标。“村改居”群体的市民化缺乏必要的工具性保证。物质资本只是他们实现市民化所必需的可行能力的手段，广泛的城市社会性和高度的自由度才是他们市民化的真正目标取向。城市化目标模式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必须立足村改居群体可行能力的提升，充分考虑他们城市“人”化的社会成员角色转型和主体地位体现在经济补偿之外的现实可持续发展需要；利用优势资源，通过打造多元主体社会支持的创业治理体系，实现其人格品格与性格的城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整合基层社会，推动其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交往中实现身份和角色的转换。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线逻辑——基于农村计划生育实践的分析

陈恩

2015, 34(5): 11-1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2

摘要 ( 845 )

PDF (1759KB)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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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计划生育中，基层政府承担着出生控制和社会秩序双重矛盾的职责底线，而农民的生育底线牢不可破。基层政府的底线逻辑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所建立的单向责任模式。农民的生育底线植根于农村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这些相互冲突的底线之间存在强大的张力。农民通过抗拒结扎来坚守生育底线，并通过性别选择的妥协策略软化来自国家的规制压力；基层政府及其村庄代表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也遵循农民的生育底线，化解了出生控制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在三个底线之间的张力中，经过基层政府、村干部和农民互动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底线逻辑。各个主体遵循底线逻辑，使农村计划生育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国家的生育政策目标获得实现，社会秩序未受计划生育挑战，农民生育底线得到较好保持。通过农村计划生育案例，可以发现社会治理各主体必须坚守底线逻辑，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秩序。

村庄视角的扶贫项目目标偏离与“内卷化”分析

邢成举

2015, 34(5): 18-2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3

摘要 ( 357 )

PDF (1750KB)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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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 世纪以来，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扶贫工作使得其与乡村治理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村庄视角下微观层次的扶贫工作分析不仅关注扶贫工作的内容与机制，更看重扶贫工作所要对接的乡村社会的变迁。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结构、权力结构、社会分化和信息传递、精英俘获、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体行动的缺乏等都成为扶贫工作目标发生偏离的重要原因。扶贫项目目标偏离带来的结果是扶贫工作的内卷化，扶贫工作的内卷化不仅影响扶贫项目的公益性和合法性，也会导致贫困者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更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变大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再产生。而要扭转这种不良的局面，不仅需要我们变革扶贫工作的宏观结构，消除不利于贫困者的门槛和制度，同时也要更多关注扶贫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将乡土社会的特征、农民分化的客观现实、贫困者心理的脆弱和集体行动的培育纳入扶贫研究工作。

大学生村官培养机制构建研究

马文婷

2015, 34(5): 27-3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4

摘要 ( 342 )

PDF (2265KB)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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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有效突破了人才匮乏的瓶颈，推进了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也缓解了高校就业压力，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些问题。以黑龙江省大学生村官培养为研究对象，可以系统分析黑龙江省大学生村官培养机制与培养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定量的视角研究黑龙江省大学生村官培养机制的作用机理，并以三种培养机制为自变量、以大学生村官培养效果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统计分析相关变量的各项指标。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培训、考核、激励机制分别对大学生村官培养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再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建立以农村发展为导向的培训机制、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保障与发展兼顾的激励机制的政策建议。

成人依恋与婚姻质量——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

王水珍，张林玉

2015, 34(5): 36-4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5

摘要 ( 318 )

PDF (1716KB)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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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人依恋量表（AAS）、安全感量表（SQ）、中国版婚姻质量调查问卷（CMQI）为测量工具，我们可以探讨已婚人士的婚姻质量现状，以及婚姻质量、成人依恋与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婚姻质量在年龄和性别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有无子女、婚龄和学历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变量中心的分析发现，人际安全感在依恋亲近和婚姻质量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而且依恋焦虑不仅直接对婚姻质量产生负性影响，且通过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对婚姻质量起着间接的影响。个体中心的分析发现，成人依恋不同风格者在安全感和婚姻质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婚姻质量、安全感最高。该结论启示我们：要提高人们的婚姻质量，不能仅仅从降低依恋焦虑入手，还可以提高依恋亲近，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在婚姻关系中双方体验到的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安全感的提升能更好地促进婚姻质量的改善。

事实与价值视域下罪过构造中的心理事实研究

李永生，贺国荣

2015, 34(5): 43-5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6

摘要 ( 337 )

PDF (1728KB)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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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与价值的哲学视域下，作为犯罪成立或证成的中外犯罪论体系都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于一体。主观归责，即罪过成立与否是犯罪成立判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条。刑法学意义上的罪过是规范意义上的概念，其构成可分为规范性的心理事实和规范性的价值判断，二者齐具方可主观归责。行为人行为时的实然“心理事实”，是自然主义立场的心理学的“心理事实”。它由认知活动、情感活动和意志活动构成。规范性心理事实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的价值立场，从心理学意义的心理事实中萃取出特定的因素或状态构建而成。犯罪故意和过失构造中的规范性心理事实，虽然同是从行为人行为时所有心理事实的规范性萃取而得，相较而言，前者明确具体，后者抽象笼统。

环境风险交流的法律回应与制度建构

曾睿，徐本鑫

2015, 34(5): 51-5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7

摘要 ( 316 )

PDF (1738KB)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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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环境风险。环境风险交流的法制化可以增强环境风险规制的法律效力，搭建起平等理性的环境风险交流平台，消解因环境风险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提高环境风险规制的行政效能。当前我国在法学领域内对环境风险交流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不足，在社会实践中相关研究也比较薄弱。环境风险交流机制尚不健全，风险交流碎片化、交流主体不平等、信息不对称、信任基础弱、救济制度缺失等问题突出。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健全环境风险交流机制，有必要统合环境风险交流规范体系，完善环境风险交流主体结构，建立多元双向的环境风险交流模式，夯实环境风险交流的信任基础，健全环境风险交流救济制度，以实现环境风险的回应型法律规制。

留守儿童代管家长现象法律分析

管华，严鹏

2015, 34(5): 60-6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8

摘要 ( 349 )

PDF (1704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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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庭监护的缺失和政府保障机制的不完善，留守儿童面临着诸多权利困境，留守儿童代管/代理家长这一由市场运作的新型监护模式在各地产生。留守儿童代管家长的法律性质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委托监护，其标的是留守儿童监护人与代管人之间的监护职责转移。留守儿童代管家长现象具有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民事责任关系，涉及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以及市场秩序的完善。当前留守儿童代管家长现象存在法律规定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和约定不明确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留守儿童代管家长存在的法律问题，应当以国家公权力介入，完善委托监护立法，明确政府的救助责任，建立国家监护机构，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救助职能。

影响无焦虑釜底且游鱼——以《忧伤的黑麋鹿》为例谈当代诗写与评价的失衡

李海英

2015, 34(5): 66-7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9

摘要 ( 428 )

PDF (1738KB)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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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的一些长诗和组诗的写作中，因互文习性和模仿戏游行为的过度或失衡，造成部分长篇文本呈现经验贫乏、想象力枯竭、创造力稀薄的现象。此现象理应引起诗人自身和研究者的思考与忧虑，而非友情式的鼓掌与附和式的赞誉。针对此现象，以海男的大型获奖组诗《忧伤的黑麋鹿》为案例可探究诗人是如何对潜文本进行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探究将从诗歌的形象、形式、结构、主题和话语方式等方面展开，在比较中观察此种写作的策略所在及生成的效果。

“客观化”诗歌中的自我展示——析读马永波的诗

韩伟，曹蕊

2015, 34(5): 75-8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0

摘要 ( 399 )

PDF (1720KB)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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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波的诗参与了当代诗歌的后现代化过程，也践行了新诗从“叙事”向“叙述”的转向。其诗歌以一种“客观化”的样态出现，但往往在客观的叙述背后蕴蓄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同时也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进行着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叙事，从而践行其“伪叙事”的诗歌理想。通过风格与情感、现实与超现实的双重背离，在隐性层面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性；其诗歌也在创作层面追求间离化效果，以现象学还原和梦幻般众声喧哗的方式，努力让读者感知真正的真实。他的诗歌注重场景转换，大量对话涌入文本，甚至有些叙事体现出小说的功能。与此同时，其在叙事进程中也擅长安置种种可能性，形成一种语言和场景的复调，进而形成了独特的间离效果；在试图还原诗歌语言天然属性的同时，马永波完成了诗歌语言的形而下滑移过程，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当代诗歌中语言暴力的消解。

黄昏里的行走与歌唱——从骆一禾的《大黄昏》看其诗学理想

林琳

2015, 34(5): 81-8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1

摘要 ( 388 )

PDF (1724KB)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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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骆一禾众多的诗歌作品中，《大黄昏》一诗不容忽视。于1984 年4 月创作的《大黄昏》一诗，不仅是第一首直接以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意象——“黄昏”来命名的诗歌，更是从文明视野俯瞰华夏文明的发展，饱含诗人深刻的文明思考和忧患意识，展现了骆一禾关于“文明黄昏”的思考，以及其对诗人形象与使命的期许和寄寓。骆一禾以独特的意象群构筑了其诗歌王国，自成一体，相互映照，使其诗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解性和对话性。《大黄昏》一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骆一禾早期作品的微缩和集合。此外，这首诗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为我们进入骆一禾的诗歌世界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更是因为这首诗凝聚了其重要的诗学观念。《大黄昏》在强烈的生命感受之中展现了对“燃烧”的强调和对“修远”的暗示，使其在文明意识之中也包含着骆一禾本人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和期待。

铁矿石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研究

钟国新，庞立让，孔东民

2015, 34(5): 89-9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2

摘要 ( 474 )

PDF (1735KB) (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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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市场上的铁矿石期货价格和铁矿石现货价格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为钢铁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做出参考，并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锁定成本，减少钢铁行业经营利润的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国际市场上，铁矿石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有着显著的正效应，铁矿石期货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在国内市场上，铁矿石期货价格对铁矿石期货价格的效应部分结果显著，相对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上两者的关系更加稳固。国内市场上，铁矿石期货价格对铁矿石期货价格之效应的部分结果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国内铁矿石期货市场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完善和数据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同时，我们对钢铁行业使用铁矿石期货进行套期保值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铁矿石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相关性很高，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是可行的。但由于我国的铁矿石期货刚刚起步，当前的套期保值比率较低，大约在10%左右，但要根据市场变化，进行动态套期保值。

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长江中游三省的实证分析

方齐云，吴光豪

2015, 34(5): 96-10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3

摘要 ( 344 )

PDF (1785KB)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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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区域市场一体化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区域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仍不甚清晰。以长江中游三省为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都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并且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的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差距；而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入并没有明显改善收入不平等。面板分位数模型可以反映各条件分位点处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减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稳健性检验表明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是可信的和稳健的，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因此，通过深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和体制机制壁垒，改革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的永久性流动，将有助于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应该采取差异化政策，通过积极参与市场一体化建设和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再论“杂家”义定及其学术特异性

梁德华

2015, 34(5): 104-1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4

摘要 ( 506 )

PDF (1707KB) (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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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家”一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与儒、道、墨、法、阴阳、名、农、小说等“九流十家”并列。《汉志》认为“杂家”的特点在于以“王治”作为指导思想，从而综合诸子各派不同的学说，并用于治国之中。然而不少学者认为“杂家”不能自成一家，甚至认为杂家实为杂拼而来，进而否定“杂家”的存在价值。检视前人对“杂家”分类的见解，疏理“杂家”的流变，可以发现，“杂家”吸收诸子之说以成其学，综合众长，性质虽与儒墨等诸子学有别，然亦可自成一家。

朱子的“小学”思想析论

刘勰娇

2015, 34(5): 109-11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5

摘要 ( 376 )

PDF (1769KB)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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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认为，人生之初所受的熏染是至为关键的，“童蒙养正”就是要从人生的早期做起，要养成正当的习惯、态度、观念和品格。“小学”的内容虽然只是简单的生活细节和具体规矩，但它却是人们一生德行事业的起点和根本所在。朱子所编的《小学》一书，将“小学”总结为“立教”、“明伦”、“敬身”三个方面，自此以后，“小学”的内容逐渐形成了一个规范化的体系。“小学”所教习的规矩和礼节，是大学培养“穷理尽性、修齐治平”能力的基础和根本；“小学”学习的只是具体的“事”，而“大学”则是要教人明白“事”所蕴含的“道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朱子的《小学》具有极高的人文内涵，流传极广，影响极大，自朱子以后直到清代的近八百年的岁月中，中国的童蒙养正教育一直在朱子的思想轨道上延续发展。

海南黎语杞方言的语言生态环境

冯广艺，宫笑炎

2015, 34(5): 117-12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6

摘要 ( 318 )

PDF (1748KB)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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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语杞方言区的语言生态环境是一个多语并存的环境。杞方言区人们具有正确的语言态度，他们忠诚自己的母语，积极学习汉语普通话，接纳其他语言。杞方言区具有单语现象个别性，双语和多语现象普遍性、层次性的特点。杞方言区人们在不同年龄段，黎语水平有差异，一般地说，中老年黎语水平高于青少年。在语言运用上，黎语杞方言区人们会根据族内族外、同辈不同辈、家庭学校、集市劳作等不同场合，适当地选择使用黎语或双语等进行交流。黎语杞方言在黎族聚居区能够长期使用、和谐发展，跟聚居的使用者群体、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稳定的语言社区以及语言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等密切相关。

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以《初级国语读本》为例

李娜，王晶

2015, 34(5): 123-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7

摘要 ( 372 )

PDF (2040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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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末民初时期的早期教科书进行细致深入的梳理与研究，可以为当代教科书编写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出版的《初级国语读本》（一套八册）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套初小教材，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发现这套教材有如下特点：课文多为韵文，朗朗上口，利于诵读；课文内容生动有趣；教材充满美感；插图课文相辅相成等。另外《初级国语读本》在设计上，尤其是常用字的选用、识字量的确定上较合理，符合母语习得的基本规律，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代教科书编纂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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