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5年第4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5, 34(4): 2-4.

摘要 ( 270 )

PDF (347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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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立法的判断标准和体制机制

汪全胜

2015, 34(4): 5-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1

摘要 ( 362 )

PDF (1530KB)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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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确立“法治中国”的概念，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三位一体。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其中的基础与前提是有“高质量的法”，即科学立法。科学立法的判断标准包括：合宪性、合民意性、可操作性及合民族性。为实现科学立法，需要建立与科学立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地方立法体制，二是建立完善的人大立法工作机制，三是建立完善的法案起草机制，四是建立有序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五是完善法案的表决程序，六是完善我国立法监督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扩权现象研究

马岭

2015, 34(4): 10-1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2

摘要 ( 334 )

PDF (1523KB)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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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自改革开放30年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平稳过渡的时代需求。但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面对委员长会议的扩权现状——对常委会有明显的领导性，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不时超越权限代替常委会作出决定——有必要分析原因，限制委员长会议权力，改进人大制度。出现委员长会议不断扩权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没有厘清委员长会议制度建立的初衷，另一方面是由于行政集权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据此可知，要将委员长会议的权力“还权于会”（常委会），需要很多配套工作，如加强常委会能力，延长常委会的开会时间，真正落实自下而上的民主选择等。

当代本土法治进程中法律续造空间的可能性——基于新《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对司法解释的限定

石东坡

2015, 34(4): 15-2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3

摘要 (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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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法治中是否容许法律续造，学界存在争议。法律续造，是司法解释的特殊情形。法律续造的“权力”是一种“造法”的创制权、创设权、拟制权。新《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表明司法解释必须恪守其边界、限度，即严令司法解释不得越界，使不在“法律续造”之际回转启动释法或变法、修法的衔接环节得以贯通，搭建、弥合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回路与法律更新途径，将司法审判中应当转换为立法的制度需求和规范设计的实践诉求疏浚、引导、反馈和回输到法律规范的创制领域之中，理顺法律规范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之间的关系，健全法治体系的内部机制。严格禁止法律续造，同样是严格司法、统一标准的必要保障。

清代法制体系中“部权特重”现象的形成与强化

郑小悠

2015, 34(4): 22-3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4

摘要 ( 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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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军入关到乾隆中叶的一百余年里，王朝的刑名制度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顺治年间全盘接受明制。康熙初年强烈逆动进而形成以刑部为轴心，各层面高度集权、上下相制的新朝新体制。到雍正年间，王朝着手对刑部这一已经成为刑名系统中地位最重，但碍于旧规模不能适应新角色的机构进行了渐进、深入、细化的改革，如提高部员文化素养和法律素养、变革司官升转途径、调整部内官吏关系，以及改善部臣与督抚关系等等。乾隆以后，随着律例馆和秋审处二机构运行机制的完备，刑部得以承担起“天下刑名总汇”的重任，并开始主动向整个系统扩散积极影响，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样一个过程，是王朝在坚持强化旧体制的同时成功统治一个人口资源矛盾空前的大帝国的重要保障。

宪法序言：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田飞龙

2015, 34(4): 31-3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5

摘要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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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八二宪法有着长篇幅的序言，这给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带来了理论困难，也给以人权规范为核心的规范宪法学带来了体系整合与价值协调的难题。如何认知和处理宪法序言的效力及其与宪法正文的关系，成为一个严格的中国宪法科学问题。在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与中国宪法语境下，宪法序言的主要功能是对体制的合法性论证，既包含历史合法性维度，也包含政治原则的规范维度，包含了规定并塑造中国宪法权力结构与权利体系的“根本法”规范，充当了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宪法序言对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宪法序言构成了理解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模式与原则论证理路的精准与合目的之解释，有利于真正建立中国的宪法科学理论。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姚云云，邱心凯，曹隽

2015, 34(4): 39-4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6

摘要 (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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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过程、困境及消解

董敬畏

2015, 34(4): 49-5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7

摘要 ( 399 )

PDF (1508KB)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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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因其自身的流动性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导致其文化认同处于错位和困顿状态。流动人口常年工作和生活于城市，但囿于种种原因无法定居和认同城市。流动人口群体的借位文化认同不仅困扰二亿六千多万流动人口，更带给未来中国发展以隐忧，让中国社会结构难以优化，社会转型潜藏不确定性风险。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错位和困境形成既有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制度的原因。要解决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困境，必须通过认同在地化方式加以解决。实现流动人口认同在地化要从三方面入手：宏观层面社会制度的在地化；中观层面城市政府和城市居民的在地化；微观层面流动人口的在地化。只有如此，中国社会秩序整合不确定性问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中国公共性重构问题才能得以实现。

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业技术服务需求——基于湖北省Y县358个农户的问卷数据

管珊，万江红

2015, 34(4): 54-5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8

摘要 ( 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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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给予农户“现代生产要素”，其中特别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对湖北省 Y 县 358 个农户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运用 logistic 模型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其中年龄与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关系呈倒U型，受教育程度对技术服务需求具有负效应，而社会地位与技术服务需求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农业技术推广需要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创造教育之外新的培育人力资本的途径，并充分考虑处于农村不同社会地位中的农户技术需求差异以降低农业技术推广的难度。

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吴昊

2015, 34(4): 60-6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9

摘要 ( 414 )

PDF (1544KB) (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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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麦作为一位崇尚想象力的中国当代诗人，其诗作中“经验”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地域角度来说，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在北方的诗人，但从他的自述和诗作中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南方”情结，其南方题材的诗作中也渗透着对“南方”的“想象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戈麦就是一位“南方”诗人。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中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戈麦对“南方”的书写与博尔赫斯的作品（诗歌、小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之间产生了“互文性”。另外，戈麦诗歌中对“南方”的书写，也体现了诗人对诗歌语言进行探索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是与诗人对想象力的追求相结合的，从而使其诗作的语言也富有幻想特质。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賴彧煌

2015, 34(4): 67-7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0

摘要 (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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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跨文化视角下在线评论有用性研究——基于说服双过程模型

刘志明

2015, 34(4): 76-8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1

摘要 (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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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海量评论中发现对用户更加有用的评论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电子商务全球化趋势使得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感知评论价值过程中的差异成为必要。基于说服双过程模型的跨文化研究理论，分析了在个人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下，文化类型对不同因素之于在线评论有用性作用的调节机制，构建了跨文化在线评论有用性研究模型及相关假设。实证分析 IMDB 和豆瓣网的影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两种不同文化中，说服双过程模型同样适用，启发式线索和系统式线索同时影响了人们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评估，但是系统式线索和启发式线索在两种文化下对说服的影响效果有所不同。这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有助于电子商务企业针对不同文化下的线评论进行管理和应用。

韩国农地改革之再评价

王建宏

2015, 34(4): 86-9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2

摘要 ( 390 )

PDF (1540KB)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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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败退后，朝鲜半岛政局扑朔迷离。受北朝鲜土地改革等影响，南朝鲜农民要求分配土地的呼声日益高涨。为防止“赤祸”的蔓延，美军政府积极主导对原日本人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并由此确立了“有偿没收、有偿分配”的基本原则。李承晚政府成立后，出于巩固政治地位的需要，着手推动对朝鲜人地主的农地改革，但围绕“地价偿还”问题，各派政治势力存在分歧，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农地改革最终得以全面实施。韩国的农地改革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对韩国现代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使朝鲜半岛南部形成了与北部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使南北的分裂“固定化”。

航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影响航班正点率吗？——基于航空公司运营数据的实证分析

田利军，陈俣秀

2015, 34(4): 94-10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3

摘要 ( 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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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航班延误的作用机理和路径，对航空公司合理配置资源以及抑制航班延误的传导效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利用空管局提供的航班正点率的数据，以 2012 年为研究窗口，研究航空公司内部控制与航班延误之间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整体有效性与航班延误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改善航空公司的运行品质和效率，有利于航班正点率的提高。研究还发现，内部控制对 1 小时以上的航班延误更有效，对轻微晚点的效果并不明显。内部控制对航班延误的反应需要时间，过多请示、授权、协调会加剧航班延误，加强时限管理会提高内部控制的反应速度。在内部控制要素中，控制环境、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均与航班延误显著负相关；风险管理、内部监督与航班延误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

区域市场化与高管薪酬契约的管理层权力效应——基于对跨层级塑造作用的考察

陈修德，梁彤缨，陈波

2015, 34(4): 104-11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4

摘要 ( 374 )

PDF (1603KB)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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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对微观企业内部契约结构及功能具有重要的跨层级影响。因此选取2004—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按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检验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就区域市场化对高管薪酬契约中管理层权力效应的跨层级塑造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区域市场化影响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也即高管权力越大，其所获取的实际薪酬与超额薪酬金额越高。但是区域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市场力量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间的关联模式具有显著的跨层级塑造作用，且主要通过显著弱化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实际薪酬和超额薪酬的正向关联性得以实现。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表明，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中，市场化改革塑造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时管理层权力效应的内容各有侧重。其中，对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管基于权力影响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明显的抑制效应；但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获取超额在职消费等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理想的治理效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化”反思

沈江平

2015, 34(4): 115-12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5

摘要 ( 358 )

PDF (1518KB)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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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路径、范式都已不断创新，相关成果不断呈现。从业人数和论著不断增长的同时，也要看到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任何脱离实际，游离于马克思主义本真的研究都会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阻碍。“神化”、“泛化”、“西化”等趋向弱化了理论本身的解放和建设功能，偏注于形式，形成一种形式化的“外衣”。在种种喧嚣后面，马克思主义被形式化直至走向被掏空和弱化动摇的危险境地。实践中，存在着简单粗暴、盲目膜拜现象凸显研究态度的重要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者的应有之责。

知识与行动——雷蒙·阿隆基于“或然决定论”的“合理的政治观”

李岚

2015, 34(4): 121-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6

摘要 ( 429 )

PDF (1547KB)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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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是二十世纪法国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我们主要旨在厘清其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概貌。具体来说，他主张建立一种基于对社会结构均衡分析之上的“合理性的政治观”，即认为政治既是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又是“一种不可逆的选择的艺术以及长期的谋划”，它朝向的结果未必不同于最初的规划，却最终由众多历史参与者的判断和选择所共同决定。由此，从凸显人的自主性的立场出发，在马克思提出的“形式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概念框架基础上，他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接纳，并最终得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而支撑其非教条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正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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