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5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5, 34(3): 2-4.

摘要 ( 264 )

PDF (354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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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基于安徽、河南两地的实证研究

李庆海, 朱盼盼

2015, 34(3): 5-1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1

摘要 ( 470 )

PDF (1798KB)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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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健康不仅能衡量经济的发展，还与他们成年后的健康、教育和收入联系密切，因而父母外出对子女身体健康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因此，根据2012 年安徽和河南两省部分地区调查数据，并结合倾向得分法，实证分析父母外出对于农村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亦注意解决了样本自选择性问题带来的内生性估计偏误。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外出会显著增加农村儿童的患病几率，进而对其身体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对男孩的影响要比女孩更为显著；其次，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母亲这一角色更为重要；再次，父母往往担心外出打工会对其子女身体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放弃打工机会而在家抚养子女。因此建议应积极组织预防保健工作，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医疗保健制度，保证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享有同等受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益。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功能及其正向引导——对科塞社会冲突论本土化的辩证

杨晓虎

2015, 34(3): 13-1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2

摘要 ( 398 )

PDF (1758KB) (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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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为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交融、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助力。但受地域、人文、传统差异的限制，外来理论实现“本土化”是实现正确借鉴的重要前提。当前，在国内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的大背景下，在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引介于中国实践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辩证，既要认识到其“正功能论”前提假设多、过于注重权力要素、理论体系不完备、部分命题有失偏颇的不足，还要看到对冲突原因的多维分析、冲突类型的科学划分、冲突突破底线的警示等重要现实启示。进而辨析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具有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进社会制度变革和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形成不良示范效应、累积社会负面心理的正负双重功能。对此，要在推进制度化管理、把握矛盾焦点、注重多措并举等几个方面消解社会冲突负功能，加强正向功能引导。

中国异地就医的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肖周燕，石郑

2015, 34(3): 19-2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3

摘要 ( 389 )

PDF (1758KB)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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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制度是构成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近年来，中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医疗保险制度，相对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有效地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切实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缓和了日趋紧张的医患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属地化管理，而中国异地就医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异地就医产生的医疗费用逐年递增，患者异地就医需求与属地化管理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产生诸如异地就医报销难等问题。通过对中国异地就医政策现状进行分析与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异地就医当前面临若干困境，异地就医费用报销难问题异常突出。在回顾与梳理2009 年至今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欧盟异地就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可对优化中国异地就医政策提出新的政策性思考。

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基于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严存生

2015, 34(3): 25-3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4

摘要 ( 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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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并不意味着必然会选择法治之路。如果要走法治之路，就必须使执政党在执政时，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在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时，正确地理解“党的领导”的科学涵义——把“党的领导”与法律权威统一起来，融“党的领导”于法律权威之中，而不要使它蜕化为“以党治国”。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其社会治理观念和体系的现代化，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改进党的活动方式，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活动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学理内涵与机制发展

朱福惠，潘新美

2015, 34(3): 31-3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5

摘要 ( 426 )

PDF (1734KB)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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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含义各不相同，二者的主体、内容、程序、形式也不相同。宪法实施是一种政治机制，宪法监督则属于法律机制。我国宪法文本对宪法实施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而宪法第62 条和第67 条的规定，则是指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宪法的实施就是宪法监督。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它们监督宪法实施，从法律上可以分为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两种；现在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是权力机关的民主监督制，且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缺乏针对性而丧失法律特征，容易流于形式。有必要对此做出针对性的改革，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设立宪法解释委员会等，建立监督宪法实施的法律机制。

司法改革需要让裁判者负论证之责

陈金钊

2015, 34(3): 35-3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6

摘要 ( 357 )

PDF (1637KB)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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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审判、谁裁判、谁负责”的主题讨论有着积极意义，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改善审委会制度的运作方式，消除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倾向等，做到权力和责任相一致。但是由审判者负什么样的责任，则是值得探讨的。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当下司法改革要求裁判者所负之责，不是法律责任，而主要应该指裁判者的论证之责：一是在制度上让法官负有论证之责，即让裁判者对所有判决给出理由；二是裁判理由不仅需要根据法律做出，还必须遵循法律思维规则。

叶芝诗歌：民族的吊诡与东方的悖论——论其文化民族主义、身份、主体与东方传统

［美］龚浩敏

2015, 34(3): 39-4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7

摘要 ( 373 )

PDF (1775KB)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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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爱尔兰现代诗歌的代表，叶芝自信地承担着对爱尔兰民族性构建的历史责任，然而叶芝自身暧昧的盎格鲁—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对他构成了一种挑战。因此，诗人试图寻求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其构建爱尔兰民族性的基础，爱尔兰原始的乡土文化被视为其民族根性的源泉，然而这种民间性又与诗人精英性的气质相抵触。在建立现代的民族诗歌的过程中，叶芝瞥见了神秘的东方传统这一蹊径，用东方文化的宇宙观与美学观为灵感来抵制西方文化中的裂隙。可是强烈的民族诉求又决定了诗人强力主体性的始终存在。通过对东方传统中“无我”的挪用来确立“自我”的民族意识，叶芝的诗歌始终显现出无法超脱的种种悖论。然而，这种悖论的存在也正凸显了叶芝的诗歌美学。

为什么——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段从学

2015, 34(3): 48-5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8

摘要 ( 357 )

PDF (1813KB)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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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通行解读，不仅与作者牛汉的诗学理念相悖，也很难说清楚《悼念一棵枫树》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将牛汉的“悼念”行为放置在现代人与大自然互为主客体的敌对性关系结构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可揭开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现代性内涵。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和枫树，实际上是以死亡的特殊方式唤醒了诗人，使诗人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因此，《悼念一棵枫树》表达的是一个被拯救了的生命向自己的拯救者发出的致敬和感谢。

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国际比较

徐艳飞，刘再起

2015, 34(3): 55-6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9

摘要 ( 382 )

PDF (1768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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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是可作用于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是成功实现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国家，政府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强度呈有规律的交替演进。在现代化进程初期，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减弱，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则正好相反。“东亚模式”的成功和“拉美模式”的失败，并不在于东亚没有干预，而是在于东亚经济体政府干预比拉美政府干预更加有效。跨越五百年的经济史表明，发达国家倡导的市场自由化而形成的产业分工只能使后发国家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囿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秘诀是政府积极作为，抓住机遇直接切入具有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后发国家实现超赶的捷径。

跨组织科研合作网络产出效应研究

姜滨滨

2015, 34(3): 62-6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0

摘要 ( 258 )

PDF (1979KB)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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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背景下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趋于普遍化和常态化，网络合作机制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以燃料电池领域为样本，基于结点属性—关系的分析框架，将科技论文合作组织作为网络结点，论文合作关系作为结点间联系，利用组织间论文合作网络来表征创新网络，借此可验证结点属性和结点关系对网络纯净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结点属性和结点关系是影响创新网络绩效的关键因素，结点属性是网络得以构建、维系和存续的基础，而结点间的关系是网络关系的结果和重要表征。当独自考察结点自身特征、吸收能力、联系强度和网络位置的网络效应时，结点自身特征、结点间联系强度和结构洞位置等均能显著促进网络绩效，而结点的吸收能力的作用不甚显著；当考察上述要素共同作用时，发现结点吸收能力对网络绩效影响可以忽略，而其他要素的作用依然较为显著。

论我国消费预付卡金融监管体制构建

李猛

2015, 34(3): 68-7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1

摘要 ( 357 )

PDF (1767KB)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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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式消费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和购物模式，有安全便捷的特点，然而以消费预付卡（简称“预付卡”）为手段的金融套现、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金融问题也随之产生。尽管我国为此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内容多集中于形式审查或程序规范，实体性监管措施少有触及。消费预付卡具有金融工具属性，基于本国金融秩序安全稳定考虑应尽快建构与其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而法律性质界定是其金融监管制度完善的必要前提。从金融法层面剖析消费预付卡不同于代币券与传统银行卡，是具有独特属性的新型金融工具。以其法律性质结论为依据，结合本国国情可相应提出切实可行的金融监管问题的解决办法。

非利息收入对城商行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3家大型城商行2008—2013年面板数据分析

陈一洪

2015, 34(3): 77-8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2

摘要 ( 412 )

PDF (2036KB)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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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以及多元化指数是衡量城商行非利息收入的两个重要指标。基于国内23 家大型城商行2008—2013 年的普通面板数据，将这两个指标纳入非利息收入对城商行绩效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运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可以考察大型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还是多元化经营指数，都与大型城商行经营绩效（ROA 和ROE）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大型城商行通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拓宽收入渠道、多元化其收入结构的同时，降低了盈利能力对存贷利差的依赖性，并有效地弥补了利率市场化加速背景下城商行净利息收入增速下滑造成的利润缺口。大型城商行还需契合资本市场及实体经济发展需求，重点强化新型、高附加值中间业务拓展，拓宽中间业务增收渠道、优化收入结构，并着力提升信息技术及人才支撑，构建支持中间业务发展的良性机制，实现中间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新入职员工职业成熟度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李从欣，张再生

2015, 34(3): 85-9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3

摘要 ( 379 )

PDF (1823KB) (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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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员工和企业之间关系的逐步弱化，新入职员工的就业稳定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业稳定性主要通过离职倾向来分析，影响离职倾向的因素非常多，职业成熟度是观察研究新入职员工离职倾向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根据《就业稳定性研究调查问卷》，利用实地调查数据，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为中介变量，从而分析职业成熟度各维度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对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在对离职倾向有影响的八条显著路径中，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职业能力这三条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是“直接的”。而职业价值、职业能力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是经由工作满意度或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另外五条路径是“间接的”。最后，根据实证结论分别从职业目标、职业能力、职业价值三个层面提出了降低离职倾向的具体建议。

极化效应：近代上海崛起对江南城市群的影响

胡勇军

2015, 34(3): 91-9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4

摘要 ( 464 )

PDF (2026KB)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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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通过自身区位优势和经济影响力，对周边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进行吸收，从而抑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即为“回波效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心城市通过扩散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即为“扩散效应”，两者迭加效果即为“极化效应”。在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两种效应所起的作用强度和方式又不相同。上海开埠之后，通过“回波效应”造成周边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原料等资源向其单方面富集，从而导致江南其他城市丧失商业腹地，经济发展滞缓。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又会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此外，这种效应还受到空间的影响，处于上海直接腹地之内的城市受影响较大，城市商业机能衰退严重，“极化效应”为负值，而处于上海直接腹地之外的城市则可以通过“跳跃”的方式获得发展。

旅游产业结构与集聚：耦合机理与演化特征——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为例

刘佳，赵金金

2015, 34(3): 97-10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5

摘要 ( 271 )

PDF (2062KB)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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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是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地带，认清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交互的耦合关系，对培育并形成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体系、灰色关联模型、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以及灰色GM（1，1）模型，从时空演化角度揭示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互动关联和耦合协调的特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和空间合理布局的新契机。研究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之间存在互动耦合、协调促进的作用关系，并表现为波动增长、稳定下滑和良性发展三个动态发展阶段，经历了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与不断增强的耦合作用过程，而有效改变二者之间的协同模式和发展路径是推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提升和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民主义与民国精神的锻铸

杨东

2015, 34(3): 107-11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6

摘要 ( 387 )

PDF (1792KB)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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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孕育而成的三民主义，不仅铸就了辛亥革命精神，而且后经“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理念熏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演进中陶铸了顺应发展潮流、凸显时代内涵、彰显进步理念的民国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不但底垫了辛亥革命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和深层意蕴，而且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该精神成为志士仁人们激励民族情绪、唤醒民族意识、彰扬民族精神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尽管此后的民国精神曾被多次阉割或篡改，但却始终在民族危机的最紧急关头凸显着它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并在社会变动与时代助推中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东汉党人的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

王传武

2015, 34(3): 115-12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7

摘要 ( 276 )

PDF (1796KB)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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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议”之社会基础和党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党议”兴起归之于士族力量的壮大是一个误导性结论，因为东汉安、顺之后士族力量没有实质性增长。“党议”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首要基础在于党人群体认同增强。通过门生故吏关系等有形纽带，以及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党人已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此种认同既通过人物品评表现出来，又为其所加强，最终使党议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什么党人敢于对抗皇权、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的原因和基础。

网络语言对语言系统和语言生活的影响——从社会方言的角度

周建民

2015, 34(3): 123-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8

摘要 ( 496 )

PDF (1751KB) (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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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与社会生活关系日益紧密，网络语言对语言生活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不断为当代汉语增加新词新义和新的书面符号，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语言系统及其书面符号系统；二是活跃的网络语言生活成为当下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同时对非网络语言生活产生范围大、程度深的影响，如对新闻语言、文学语言、广告语言、事务语言，以及校园语言、日常生活语言等领域语言的影响。对网络语言要宽容但不能纵容，要注意引导和规范，尽力扩大网络语言对语言生活的积极影响，缩小其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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