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2年第6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2, 41(6): 2-4.

摘要 ( 68 )

PDF (1193KB) ( 77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三孩政策”背景下城市托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吴玉锋, 苏翊铭, 聂建亮

2022, 41(6): 5-1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01

摘要 ( 267 )

PDF (1399KB) ( 207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三孩”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进入了转折期，实现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其关键配套措施。我国城市托育服务经历了“福利化”“初步市场化”“继续市场化”“多元化”四个发展阶段，城市托育服务发展不断向前推进。但在托育服务需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城市托育服务在供给数量、供给质量、供给方式以及供给效率方面依然存在不足，出现了婴幼儿入托难、入托差、入托贵和机构运营难的问题。因此，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引领、以“政府顶层设计”为根本保障、以“多元供给结构”为关键动力、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路径的城市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机制势在必行，而创新城市托育服务的管理体制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财政补贴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激发社会资本力量是实现城市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权责调适与法治路径

李华俊，栾正伟，张思静，张再云

2022, 41(6): 14-2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12

摘要 ( 106 )

PDF (1418KB) ( 123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以及社会治理结构优化的重要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必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和谐互动的社会。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时由于权责定位不清而导致其出现权责让位、缺位与越位现象，并进一步使得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发挥不足，严重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社会组织资源依赖与身份依附下的角色异化；行政捆绑与权力限制所导致的社会组织专业服务身份弱化；政策模糊与政—社、社—社利益博弈中的越界冲突。只有定位国家战略部署，从法治轨道上厘清政社权责，确保实现政社合力，才能更好地顺应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需求。为此，需要优化法律规范，明晰政社权责；强化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构建政社合力机制，助推多元主体共治。

全球成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的经验启示

陈星星

2022, 41(6): 24-3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30.001

摘要 ( 97 )

PDF (1368KB) ( 71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建设绿色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是达成“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是争取国际碳定价权的重要举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碳交易过程中仍处在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大多试点碳市场未能达到弱式有效水平。在借鉴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韩国等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发展举措的基础上，建议中国建立更加清晰的碳市场发展路线图，实施碳配额总量拍卖分配机制，通过控制碳价上下限建立市场稳定机制，建立配额价格抑制储备和“柔性”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与风险管理制度，提供多元化、数字化碳金融产品和管理工具。

客户集中度、内部控制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康明

2022, 41(6): 33-4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04

摘要 ( 90 )

PDF (1429KB) ( 37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客户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可验证内部控制对客户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有明显的消极影响，而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抑制客户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集中度变高会影响议价，降低公司的毛利率，提高公司的财务费用率，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与此同时，由于客户集中度过高，经营风险提高，导致公司融资约束提高，经营绩效下降。研究结论表明，在上市公司客户过于集中时，优化其客户结构，降低其经营风险，完善其内部控制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与实践意义。

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基于CHIP 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徐俊武，陈钊雄，邓奇

2022, 41(6): 44-5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05

摘要 ( 51 )

PDF (1437KB) ( 50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使用中国家庭居民收入调查（CHIP 2013）数据和14个省级单位2013年截面数据，通过构建Probit 模型可以分析省级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治理指数（WGI）度量政府治理水平，一方面提炼出政府绩效、法治水平、反腐败力度和监管质量等四个分类指标；另一方面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治理水平综合指标，分别从分类指标和综合指标两个层面计量治理水平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总体上，省级政府治理综合水平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分指标看，法治水平和反腐败力度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政府绩效和监管质量对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不具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个体特征上，省级政府治理水平对政府事业单位就业者、自雇个体户以及已婚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更显著。

法无定法：中国当代诗歌叙述者的诗性变奏

郭海玉

2022, 41(6): 55-6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06

摘要 ( 339 )

PDF (1408KB) ( 87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诗歌叙述学是一门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理论，其核心议题是叙述如何产生诗性。从中国当代诗歌叙述者的类型角度研究此问题，可发现不同类型的叙述者生成诗性的方式有异。根据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关系的不同，可将中国当代诗歌叙述者分为三类：显性合一型、显性分裂型、隐性框架型。显性合一型叙述者，面对不确定的受述者往往将复杂情思隐藏在象征意象或意境中；面对亲近的受述者，喜欢以“概念叙述+展示”模式来表情达意；若受述者是陌生人，则以复调方式生成诗性。显性分裂型叙述者，或以小人物的独白形式表达独特历史认知，或通过主客易位的方法打破人本意识的束缚，或将隐含作者的评论隐藏在他者声音的背后来表达洞见。隐性框架型叙述者，往往通过特殊叙事视角、创作方法和叙事语法来创造诗性。

当代家庭挽歌的书写可能与悲悼伦理——以张曙光诗歌为考察中心

李海英

2022, 41(6): 65-7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07

摘要 ( 62 )

PDF (1376KB) ( 87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当代家庭挽歌将传统挽歌的仪式从田园移到家庭领域，从而展现了被销匿、被消失的普通人之真正命运，在消解虚假抒情、反拨宏大叙事的行动中重塑了看待世界的态度，以达到对人性、历史、存在、时代本质的观照和体认。张曙光的诗作比较关注家、亲人、苦难与伦理之关系，常以具体的、日常的生活细节和情感事件来展示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将个人的困惑、绝望乃至巨大的精神冲突放在广阔的背景中，在哀悼与反哀悼的悖论中重塑生命的美学情感；将对个人化生命史的描写发展为对普遍性命题的质疑，标志着一种诗学意识与诗歌伦理的开启与转向。

论监察委员会关联案件的管辖模式——以《监察法》第34条为视角

谢登科，赵航

2022, 41(6): 75-8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08

摘要 ( 86 )

PDF (1386KB) ( 181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关联案件管辖有“分属管辖”与“合并管辖”两种传统模式。《监察法》第34条及相关监察法规范对职务犯罪关联案件管辖问题的规定，在沿用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同时，又做出了新的调整与变革。在“分属管辖”模式下，采用“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办案模式；在“合并管辖”模式下，形成了与检察机关对直接立案侦查的14个罪名的特殊管辖模式。无论是分属管辖还是合并管辖，均突出强调了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关联案件管辖中的主导地位，体现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了保障两种监察管辖模式的有效运行，监察管理制度应当克服在权利救济、管辖争议、程序差异、管辖衔接等方面的制度障碍。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法理解析与规范路径——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相关规定的合理性

徐本鑫

2022, 41(6): 84-9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09

摘要 ( 135 )

PDF (1361KB) ( 103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派生的、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认的一项权力，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诉讼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在性质、目的、手段和适用阶段等方面具有本质区别。《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使用“调查”代替“调查核实”，并要求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为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提供了规范指引，但也暴露出调查核实权的属性不清、权能不明、边界含混等问题。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良好运行有待从规范层面明确权力的法律监督属性，防止权力不当扩张；将权力运行阶段限定在立案后至提起公益诉讼前，以区别于公益诉讼其他阶段的调查行为；将权力运行的权能限定在核实被监督行为的合法性、推进公益诉讼检察进程，进而实现法律监督，以避免陷入一般监督的误区和克服盲目追求胜诉的实践倾向。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建设途径探析——聚焦二语学习者用中文讲好本国故事

吕玉兰，王春辉

2022, 41(6): 94-10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10

摘要 ( 89 )

PDF (1377KB) ( 51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鉴于“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文明互鉴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在重视中文二语学习者“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应重视他们用中文讲好本国故事、呈现本土文化的能力。这是中文二语学习者自身职业和学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与此同时，学习者的本土故事为中国借鉴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成果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也能为中国的对外交往、企业的国际化提供更加具体、全面的资讯。培养中文二语学习者用中文讲好本国故事的能力还有利于增强全球中文共同体的影响力，提升中文知识容量，促进国际交流渠道多元化。中文二语学习者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和本国故事，与中文母语者一道建构起世界故事中文交流共同体，必将进一步促进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共享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产业发展

郑东晓，杜敏

2022, 41(6): 102-11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11

摘要 ( 108 )

PDF (1365KB) ( 94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回首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国际中文教育在保持公益特性的同时，其经济价值逐渐由隐转显，并在某些区域内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以经济价值为参考主线，可以将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历程划分为完全公益期、盈利萌芽期、市场发展期和新技术产业化期四个阶段。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正处于新技术产业化初期，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公益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尚不充分，这严重制约了国内外中文教育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迫切需要明晰国际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在笃守公益价值这一根本价值的同时，把创造经济价值摆到重要位置上来，树立“坚持公益为本，激活经济效能”的新理念。与此同时，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和发展条件，新技术赋能与产业化运营理念将为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经济动能，有利于重构主体职能以及优化资源配置。

论古典“山水”的式微与现代“风景”的显现

纪梅

2022, 41(6): 112-12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1114.001

摘要 ( 37 )

PDF (1406KB) ( 34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山水文化和作为词语的“风景”同时滥觞于东晋，拥有相似的涵义，在某些语境中可以互通换用。不过，二者在内涵侧重和概念外延上又存在细微和深刻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使得中国古人更为青睐山水而轻视风景，也是同样的原因，导致20世纪之后特别是1990年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感物方式等因素的变化，诗人和艺术家在审美意识、写作习惯等方面逐渐以现代性的风景取代或更新了古典性的山水概念。

对韩礼德语言元功能三分说的质疑及问题溯源

赵永刚

2022, 41(6): 121-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6.013

摘要 ( 289 )

PDF (1378KB) ( 76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韩礼德的语言元功能三分说在话语分析领域被广泛认可与应用，但该假说却不无问题，具体表现在各功能之间重合、功能范畴界定不清、缺乏统一解释原则三个方面。通过文献梳理追溯元功能三分说的学源，可以发现其吸收了情景语境理论、语言层次观和语言符码理论，试图将语言的各种用途高度抽象为三种元功能。但由于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情景语境的要素阐释不足，将所有的小句功能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描述，后续论述对先前论述的审视语焉不详，所以出现了上述三类问题。元功能三分说将语境与语言的使用关联，较合理地诠释了言语交际与情景语境的互动关系，但尚未做到清晰区分语言的三类功能：语言在社会活动中的功能、语言符号区分实体与非实体的功能和语言符号之间互动依存的功能。语言学界应以区分这三类功能为目标，通过文献历时梳理，理清“功能”概念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探索和明晰语言的各类功能。

本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