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2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2, 41(3): 2-4.

摘要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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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传统及其当代学术价值——以吴文藻社区研究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刘亚秋

2022, 41(3): 5-1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1

摘要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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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推进的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纲领的具体体现。他提出理论假设和实地研究并重的思想，其中理论假设即功能论主张，包括对整全视角以及有机性的强调，社区研究的实质是对在地文化的深入探究；实地研究是在理论指导下的田野调查，最终提出活的社会理论。吴文藻深受布朗以及马林诺斯基的影响，前者为社区研究提供了比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者则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实情的经验文化论。吴文藻更青睐马林诺斯基的整全视角，批评了一元论乃至二元论思想。我们当下社区研究的一个主流范式是国家—社会二分框架以及权力视角，相比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社区的文化研究偏弱。吴文藻开拓的社区学派迄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它不仅对今天的社区研究，而且对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也深具启发意义。

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缘由及展望（1949—2021）

于凌云，魏秋芳

2022, 41(3): 17-2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2

摘要 ( 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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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降低人口老龄化峰值水平、优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发展目标促使我国加快制定和调整家庭政策的步伐。相关家庭政策文献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家庭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8年，在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形成了去家庭化的家庭政策。1979—2000年，基于家庭互助、公私有别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生产性福利体制的影响，我国家庭政策呈现出家庭化的特征。进入21世纪后，福利理念的转变、家庭作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使我国家庭政策二阶家庭化色彩逐渐加深。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家庭政策的制定仍旧面临着家庭政策目标补缺性突出、家庭政策对象缺乏家庭视角、家庭政策管理部门过于分散等问题。为此，我国需以“二阶家庭化”为核心进行家庭政策设计调整以配套人口政策的落实，增强家庭的养老抚幼能力，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新生代流动人口多维性社会融入研究

李国柱，刘美晨

2022, 41(3): 26-3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3

摘要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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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作为有较高人力资本的资源，新生代流动人口对社会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研究新生代人口社会融合问题，有利于各地区吸引青年流动人口流入，对于推动经济与就业结构完善、发挥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全国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探究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采用有序聚类对全国八大经济区社会融入进行类别划分，同时对社会融入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普遍较低，心理和经济维度融合较好，行为和文化维度融合相对一般；根据综合评价得出长江中游经济区流动人口融入度水平最高，西北地区融入度最低；社会融入主要受到生命历程、流动特点、能力与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影响。

“坛子轶事”：近四十年当代诗歌批评发展线索纵论

周瓒

2022, 41(3): 36-4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4

摘要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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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四十年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发展，可从中勾勒出一条较清晰的批评线索。始于对“朦胧诗”晦涩的困惑，广义的解诗学批评出现，从诗歌形式分析的兴盛和困境，进入理解诗歌文本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定位，再到对诗歌写作伦理的关注，当代诗歌批评实现了它内部的成熟和蜕变。在此过程中，批评的主体性增强，近十多年来，批评界集中出现了反思当代诗歌批评的热点现象。从讨论批评与诗歌史写作“分界”，到构想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再到对批评学术化的检讨等，这些反思无疑反映了批评者可贵的严肃态度和进取意识。但从更开阔的时间跨度来讲，当代诗歌批评需要重新调整反思的位置，明确批评的总体功能，体认批评的哲学基础并打开批评的政治潜能等，进而，诗歌批评更坚实的成果可望涌现。

屈辱、受难与诗人艾青的自我意识及国家认同

段从学

2022, 41(3): 47-5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5

摘要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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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艾青从他早年遭遇的屈辱经验出发，以受难型认同机制为基础，在个人身份建构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命运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血肉关联。个人因为民族命运而获得了崇高价值，民族命运因为个人的融入而从宏大叙事变成了切身性的日常世界。这种独特的认同机制，贯穿了艾青从上海到延安的整个创作历程，也构成了其诗歌创作中诅咒与赞美杂糅、深广的忧郁与坚强的信念并存、死亡与新生交织等一系列复杂而独特的诗学景观之根源。厘清这种独特的认同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艾青丰富而复杂的诗歌创作，理解现代中国“被迫现代化”的特殊语境如何进入个体生命，最后又反射到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上，也有利于理解中国现代新诗中潜含着的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经验及其相应的诗学形式。

中央环保督察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

戴玉才，邓玉玲

2022, 41(3): 56-6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6

摘要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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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建立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已在全国范围展开两轮督察。将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日度空气质量指数和6项单项污染物浓度数据与中央环保督察信息相匹配，使用时间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各城市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且空气质量的改善主要体现在PM2.5和PM10等纳入考核指标、民众更为关注的污染物上。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城市、政治约束力强的城市、资源型城市、空气质量一般城市空气污染的改善效果更好，后期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更强。持续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改善只在短期有效，不具备持续性。据各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效果的异质性制定精准的督察策略，建议加强长期整改落实及不定时回访机制的建设，促进中央环保督察的常态化、长效化。

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杨喆，陈庆慧

2022, 41(3): 69-8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7

摘要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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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评估环境规制效果的重要依据。在分析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以2003—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及其影响途径。结果表明：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效应，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发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趋势，即环境规制在一定强度之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过于严苛的环境规制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多个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是可靠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创新能力能够提高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加大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健全自主创新体系，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

论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机制检验、政府行为差异下的异质性特征

王文倩

2022, 41(3): 82-9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8

摘要 ( 125 )

PDF (1434KB)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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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正向推动作用是通过政府补贴、信贷倾斜、税收优惠（以上称为“资源补贴”工具）及行业准入制度等四种政策工具实现的。第二，“资源补贴”是通过提升R&D投入这一中介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而行业准入制度是通过推动行业内部形成竞争市场结构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政治考核压力而追求短期利益时，产业政策的“资源补贴”工具失效，但行业进入制度依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大。建议把握好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加快地区市场化改革，使其与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相匹配，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高风险行业的“日常”应急语言规划及启示——以中国民航业为考察中心

梁砾文，赵蓉晖

2022, 41(3): 94-10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09

摘要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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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作为高风险行业，应急工作是“日常”。中国民航安全保持高水平运行体现语言在民航应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语言规划理论为指导，在系统梳理我国民航领域的应急事件，分析语言因多元功能发挥的应急作用基础上，建构民航应急语言规划的阐释框架，可为我国应急语言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说明我国民航领域的应急语言规划本质上是在我国民航“一案三制”管理体系下，基于现代应急处置理论，以语言为纽带增强民航业对环境的敏感性，在应急处置的各阶段发挥语言多元功能，长期将民航领域的应急致险因素及应急事件带来的危害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语言服务的伦理考量

滕延江，王立非

2022, 41(3): 104-1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10

摘要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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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破坏性强，应急救援刻不容缓，应急语言服务至关重要。面对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语言服务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突发公众事件中应急语言服务的伦理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伦理问题关乎用户体验、隐私保护、各方权利与义务以及服务质量等层面的问题，是应急语言服务中不可忽略的议题之一。应急语言服务中的伦理问题需关注语言服务提供者（政府机构及志愿者）与语言服务接受者两个维度的问题，应坚持信息伦理、技术伦理和关系伦理等伦理原则，健全突发公众事件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体制，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

《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

王艳分

2022, 41(3): 111-12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11

摘要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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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适用诉讼类型不明和适用诉讼条件不清的问题。解决以上问题有必要回到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探寻其形成的逻辑基础。通过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理论基础的分析和对《民法典》相关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法教义学分析，结合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实践，可确定第1232条仅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基于此，为使逻辑自洽，必须对第1232条作出“两限两扩”修正，即：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条件应包括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限缩为特定的民事主体，排除国家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在结果要件上仅限于严重的人身损害而不包括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损害；为更大程度上救济受害人，在主观要件上除故意外应增加重大过失；基于消极不作为侵权的违法性和主观恶性，在行为要件上应扩大到消极不作为侵权。

法律冲突、律师建言与组织角色——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律师公会为中心的考察

赵睿，李严成

2022, 41(3): 121-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3.012

摘要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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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近代化受西方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律传统的双重影响，呈现出其独有的冲突、融合以及向本土化发展演变的特点。无论是民国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出台法律规章，大都难以维持法治与法律体系的统一，不可避免地发生中央与地方、行政与司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普通法与特殊法之间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给民国法治建设与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危害。律师作为近代三大司法职业者之一，通过律师公会积极建言司法机关，对相互冲突的法律或法条予以修订或废止，以实现司法体系的统一与完整。律师公会建言司法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律师公会的治理体系与中介职能为律师司法建言提供了重要平台。律师公会在沟通律师与司法机关，推动国民政府在修正、废除相抵触或冲突的法律规章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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