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2年第2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2, 41(2): 2-4.

摘要 ( 111 )

PDF (1129KB)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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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语言减灾与语言扶贫互动研究

史维国，金宇

2022, 41(2): 5-1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1

摘要 ( 165 )

PDF (1256KB)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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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国家灾害治理、贫困治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比较语言减灾和语言扶贫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发现二者之间可以形成互动并实现途径共享。以互动关系为基础，语言减灾和语言扶贫的互动机制可分为语言减灾作用于语言扶贫的机制和语言扶贫作用于语言减灾的机制两方面。语言减灾与语言扶贫的共享途径则包括大力发展语言教育，培养多种语言人才；发展语言产业，加强语言技术和语言产品开发；提升普通话及特殊用途普通话普及率；进行语言调查，建立详细精确的语言档案；探索多样化的语言宣传手段，提升语言宣传效果等。

语言社情问题研究：概念、特点和维度

周殿生，尉亮，江敏

2022, 41(2): 13-2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2

摘要 ( 146 )

PDF (1229KB)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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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社情有广义和狭义、积极和消极、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的不同区别。广义语言社情同于语情；狭义语言社情，专指与语言生态环境安全相关的语言社会情况。狭义语言社情涉及国家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既包括有利于语言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方面，也包括可能导致语言冲突爆发或危害国家安全的方面。狭义语言社情反映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情感、文化倾向、语言意识、语言利益诉求、语言和谐与竞争动态端倪。语言社情产生于不同的语言观和语言意识形态，具有隐蔽性、长期性、持续性等特点。语言社情和语言冲突爆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语言冲突爆发前常有语言社情存在和发酵。研究语言社情可以从语言接触、语码选择、语言使用、语言内部变化、语言学习动机、家庭语言政策等不同维度观察。语言社情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问题和新领域。

金融风险预警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孙健，王君

2022, 41(2): 21-3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3

摘要 ( 169 )

PDF (1575KB) ( 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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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新格局下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求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金融风险，创新性选择通过金融风险预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研究，深入探究、归纳该领域研究方法改革与实际风险来源，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探究近二十年金融风险预警研究情况，结果显示：1. 目前学界研究热点以金融风险预警和财务风险为中心，聚焦于区域经济金融风险的防范、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扩大与“一带一路”、当前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研究范式、经济转型期金融业发展改革、金融市场内部组织结构及动态五个方面。2. 近二十年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8年）聚焦预警体系框架构建；第二阶段（2009—2016年）探究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第三阶段（2017至今）探索“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财务管理、互联网等新型金融结合大数据的风险预警。3. 该领域研究难点在于侧重理论构建，缺乏实证分析与仿真模拟；各行业针对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与预警模型的构建缺乏一致性，难以实现跨行业对比。综合来看，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建设要从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发展；统一统计口径，实现同等级预警指数的可比性；从把握政策红利出发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

智能制造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结构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

许清清，孟天赐，江霞

2022, 41(2): 32-4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4

摘要 ( 150 )

PDF (1307KB)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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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化的冲击下，智能制造已经开始打破原有低位平衡的就业质量结构。智能制造如何影响我国的就业质量结构，在不同经济区中，该影响又存在怎样的区别，成为我国就业质量结构改善的关键问题。基于我国2008—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在省级层面与经济区域层面，智能制造的发展对于劳动力就业质量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智能制造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就业质量结构，还可以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质量结构起到间接优化的作用。教育投资和生活成本可以对智能制造的直接影响进行调节。因此，各地区需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当前经济和产业结构现状的智能制造发展路径。此外，加大教育投资并且合理控制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对于加快劳动力就业质量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农地确权与农民调整农地的偏好——基于1333个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冯华超，韩春旭

2022, 41(2): 43-5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5

摘要 ( 112 )

PDF (1277KB)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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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绩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策目的与农民主观认知的一致性，特别是对农地承包关系稳定的认知与偏好。基于三省1333个农民调查数据，在系统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调整农地偏好的影响后，研究发现：（1）有40%的农民对农地调整仍然有强烈的偏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确权后仍会调整农地”。（2）农地确权可以降低农民的调整偏好，但这一影响要受到村庄农地调整实践的影响：在近期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确权对农民地权稳定性偏好的提升效应更显著；当农民对确权后继续调整农地的预期较高时，确权对农民地权稳定性偏好的提升效应不明显。（3）农地流转不一定会降低农民的调整偏好。今后要进一步稳定和固化承包权，加强确权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并进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逐渐转变农民的主观认知，使得其与国家的政策目的相一致。

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现象及属地管理模式的研究

刘雪姣

2022, 41(2): 53-6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6

摘要 ( 1518 )

PDF (1241KB) (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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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是政权体系的重要一环，作为与乡村社会接触最为紧密的国家官僚机器，基层政府的管理权限和治理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基层社会治理和政府现代化治理的绩效水平。然而，权力末梢的基层政府存在严重的权责不对等现象，学界既有的理论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的解释。从基层政府的运作过程来看，进入转型期以来，基层政府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对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需求。为了应对环境的改变和治理模式的不足，属地管理被进一步强化。在实践中，属地管理以空间为核心，建立了“空间—事务—责任—风险”为特征的连接方式，不但基层政府管理事务的范围按照空间的边界确定，基层政府的责任也按照空间的范围层层落实。这就提高了基层政府管理事务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基层政府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造成了基层政府的权责不对等。

结构—解构视角：《诗人与死》的时空意象与拓扑思维

刘燕，周安馨

2022, 41(2): 63-7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7

摘要 ( 150 )

PDF (1321KB) (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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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1991）是为纪念九叶派诗人唐祈而作，充分呈现了诗人从早期的现代主义向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转型之踪迹。使用“结构—解构”视角和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诗人与死》中核心意象的词频数据，可以阐明《诗人与死》的多元复杂的时空意象，解码本诗的“结构—解构—重构”的拓扑思维特质以及延异、反讽、互文性、播撒等艺术手法。此哀诗彰显郑敏融通德里达解构哲学与古典道家思想而成的“结构—解构”诗学，这为中国现代汉诗的诗学创新与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

1950年代卞之琳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李章斌，陈敬言

2022, 41(2): 72-8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8

摘要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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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几次新诗形式大讨论的背景之下，卞之琳于1953年中国作协组织的讨论会上首次系统提出他的新诗格律理论，后以《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为题发表于《作家通讯》。尽管卞之琳的新诗理论直至1980年代才渐臻成熟，但此次发言已然搭建起卞之琳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框架。他以“顿”为核心，区分了新格律诗的两种节奏类型“吟调”和“诵调”，并对押韵、平仄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卞之琳的“新格律体”理论是1950年代新诗格律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在 “民歌写作”的热潮中坚持了诗艺的独立性，并给予新诗写作更大的自由空间。对卞之琳在1950年代提出的诗学观念进行学案式梳理，将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放入时代背景中进行阐述，可探讨其在当时文学场域中的互动。同时，结合卞之琳前后的诗学主张以及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可深入分析卞之琳1950年代新诗格律理论的特点及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的意义。

共和国初期“民族兄弟”形象的文学建构——1950年代三部短篇小说再解读

颜炼军

2022, 41(2): 81-9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09

摘要 ( 134 )

PDF (1264KB) (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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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秉持新的民族观念、政治理想和国家设计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展开了大量的、多层次的工作。这堪称共和国建设和改造工程的重要部分，其过程或结果，或隐或显地呈现在了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里。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这三部短篇小说，堪称此中典型。三部小说密切配合时政，分别涉及南北方少数民族在共和国发生的重要历史转折，以“喜闻乐见”的故事产生了持续的社会反响。它们特殊的话语构成、审美结构，与国家意志、政治话语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实现了有效互动，进而成为共和国形象建构的特殊力量。

继承、创新与意义：精准扶贫思想的反思与再释

刘占勇

2022, 41(2): 91-9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10

摘要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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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已实现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得益于精准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事实证明，精准扶贫是实现我国脱贫攻坚大业科学的、有效的理论。在精准扶贫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基于前期的成功实践与巨大成效，全面反思和阐释精准扶贫思想，有利于进一步掌握精准扶贫思想的完整体系，深刻领会其思想实质与要义。在学术层面，能够丰富精准扶贫思想的文献研究；在实务层面，能够更好地指导稳定脱贫成果、巩固脱贫成效、防止新贫和返贫，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精准扶贫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我国历史上脱贫攻坚发展思想与成功经验的继承，其思想精髓与核心特质是对扶贫攻坚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有助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格局及促进国际减贫与发展事业。

全民参保背景下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的功能整合

王健

2022, 41(2): 98-10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11

摘要 ( 221 )

PDF (1246KB) (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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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这意味着那些缴不起或不愿缴社保费的低收入者以及属于社会救助覆盖范围的弱势群体都将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这势必会导致社会保险的功能扩张及其与社会救助的整合。然而，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二者在功能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并且这种差异目前在我国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在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二者功能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以此为契机，有必要在比较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功能优劣的基础上，以社会保险从互惠向需求的功能扩张为切入点，同时以社会救助从需求向互惠的功能提升为着力点，处理好二者的功能整合，从而促进我国普惠性社会保险的体系优化和整体稳定。

农村政府工作满意度与准老人的养老观念——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马洪旭，李放

2022, 41(2): 107-11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12

摘要 ( 137 )

PDF (1302KB) (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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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未来农村养老面临的重要议题。文章选取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Log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等，考察了政府工作满意度对准老人养老观念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准老人相比同期老人具有更强的家庭养老观念，而老人相比同期准老人具有更强的社会养老观念，准老人复合养老观念与老人差异不大；回归结果显示，准老人家庭养老观念存在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弱化效应；选取政治干预态度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后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家庭养老观念的弱化作用被低估；政府行政能力满意度和社会治安满意度对准老人养老观念不存在显著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生活幸福感在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准老人家庭养老观念的弱化作用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及其限度

史令珊

2022, 41(2): 119-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2.013

摘要 ( 117 )

PDF (1277KB)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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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具有现实合理性，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并不排斥事实和责任的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有其基本要件，同样旨在为刑事证明提供正当性根据。一方面，为避免推定的不当限缩，在无法查清资金用途或是否为行为人实际占有（获益）的场合不排斥推定的适用；针对“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作实质性理解；在“行为人所提出的反驳真伪不明”时，不应据此一概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一方面，为避免推定的扩张适用，当仅有外在形式特征符合规定，如行为人以新债归还旧债或明知没有归还能力，无法认为针对基础事实达到了证明标准；无法认定基础事实或不具备推定依据时，不应作出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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