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艾青从他早年遭遇的屈辱经验出发，以受难型认同机制为基础，在个人身份建构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命运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血肉关联。个人因为民族命运而获得了崇高价值，民族命运因为个人的融入而从宏大叙事变成了切身性的日常世界。这种独特的认同机制，贯穿了艾青从上海到延安的整个创作历程，也构成了其诗歌创作中诅咒与赞美杂糅、深广的忧郁与坚强的信念并存、死亡与新生交织等一系列复杂而独特的诗学景观之根源。厘清这种独特的认同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艾青丰富而复杂的诗歌创作，理解现代中国“被迫现代化”的特殊语境如何进入个体生命，最后又反射到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上，也有利于理解中国现代新诗中潜含着的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经验及其相应的诗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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