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6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6, 35(3): 2-4.

摘要 ( 298 )

PDF (383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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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峡两岸刑事管辖的冲突及消解

江国华，赖彦君

2016, 35(3): 5-1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1

摘要 ( 441 )

PDF (1652KB)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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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刑事管辖的冲突直接源自于各自立法上的差异。而这种由立法差异所导致的两岸刑事管辖权之冲突，使得海峡两岸互不承认对方法院刑事判决，从而造成罪犯遣返后出现双重判决之情形。如此，既有违禁止双重危险之法治原则，亦有碍两岸司法合作之发展。为解决这种冲突，建构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合作管辖机制应当提上议事议程，以具体划分两岸管辖权，并相互认可、执行对方法院的刑事判决为重点内容。借此，推动海峡两岸间协作管辖制度的建立，并最终促成两岸司法之良性互动。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一种历史维度上的观照

王焕婷

2016, 35(3): 12-1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2

摘要 ( 556 )

PDF (1706KB) (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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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分析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命题，需要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地展开。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以及代议制之宪法思想，赋予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立法之主体资格。市民社会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国家的刑权力，判断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和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其价值判断主体——社会主文化群依据其利益欲求进行衡量的结果。法律本位的历史变迁要求实现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的转变；刑法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性决定刑罚的内缩性而非扩张性。适中的犯罪圈与刑罚是人类社会宽容精神在刑事法领域之具体化。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的明确性和内容的适当性确保刑法实体内容的合理性。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地成为刑法立法正当性的基本元素。

论公众共用物语境下政府角色的法律定位

张文松

2016, 35(3): 20-2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3

摘要 ( 403 )

PDF (1661KB)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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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供人们使用的公众共用物在不断地受到挤占和减损，公民的公众共用物使用权不断受到侵害。政府作为公众共用物的主要提供者，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其在公众共用物中角色的法律定位提供了理论基础。构建公众参与的法治政府，让公众和政府共同承担公众共用物的保护责任，可以让政府行为在公众共用物的提供和使用中更多地体现公众对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利益需求，使政府行为在谋求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

《塔林手册》中有关网络战争的武力使用问题——从国际法角度展开

季华

2016, 35(3): 28-3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4

摘要 ( 504 )

PDF (1702KB) ( 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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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项明确规定的，也是一项强行国际法规则（jus cogens）。尽管《联合国宪章》没有确定 “武力使用” 的范畴，但根据条约解释规则，“武力” 一词应被限定为军事力量。作为一部意图规制国际网络安全的文件——《塔林手册》，坚持将网络攻击等活动纳入到 “武力使用” 的范畴之内。手册既无法律约束力，也不是一项法律创制；手册本身对武力使用的定性存在法理缺陷和实践误读。《塔林手册》对武力使用的界定值得传统国际法规则回应和反思。

论反倾销措施实施中的原产地监管风险与对策——由白羽肉鸡的原产地假证案例引发的思考

厉力，刘奇超

2016, 35(3): 35-4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5

摘要 ( 421 )

PDF (1686KB)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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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直是 WTO 其他成员国实施反倾销制裁的重灾国，在经历多年惨痛教训后，我国逐渐主动采用反倾销规则来保护本国市场和经济利益。但在具体执行中，反倾销产品的原产地欺瞒案件迅速增加，在进口中提供虚假原产地证书和串货夹带的违法现象频繁发生。如何针对反倾销中原产地欺瞒行为进行核查、认定与处罚等一系列问题都向海关监管提出了重大挑战。以白羽肉鸡反倾销案为切入点，可详细探讨反倾销措施实施中存在的 “假证”、“假货”、“原产地规避” 这三种原产地风险描述和监管风险情形，论证 “假证” 情况是否构成走私罪、原产地核查方式与举证责任的分配、因出口国签证人员渎职，我国海关是否可对 “假证” 进行实质性审查等相关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原产地监管的资料审核、责任分配、技术手段、完善立法等多个方面内容，可提出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盈余管理异质性会影响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内部控制治理作用的探讨

胡耀丹

2016, 35(3): 42-5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6

摘要 ( 355 )

PDF (1725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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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使得管理者具有操纵盈余获得超额收益的动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而有不同的表现，而内部控制对此有治理作用。以 2009—2012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发现盈余管理总体上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当考虑盈余管理方向异质性时，管理者进行调增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而管理者进行调低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良好的内部控制能起到治理作用，减弱盈余管理对薪酬和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其治理作用却存在差异。这一结果说明，现行内部控制的作用存在局限，要想达到预期治理效果，需要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进而提高内部控制执行效果。

农民分化、个人禀赋与养老偏好选择——来自三市五县区的实证调查

韦宏耀

2016, 35(3): 51-5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7

摘要 ( 274 )

PDF (1692KB)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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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因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可能发生变化。经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虽呈多元发展趋势，但主要仍然倾向于子女养老和居家养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影响其养老意识，即务工人员、农业劳动者以及家庭情况较差的农村居民更可能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农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影响其对养老责任主体的选择，即学历越低、收入越低的农村居民、农业劳动者及非中共党员选择子女养老的可能性更大；农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影响其对养老场所的选择，即学历越低的农村居民及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更可能选择机构养老。整体来看，农村居民的养老担心主要受家庭资源的影响；养老主体偏好则较多受制于自身的个人能力；而养老场所偏好则是经济和情感的双重考虑。

“莽汉主义” 诗歌：“垮掉” 阴影下的游走

白杰

2016, 35(3): 59-6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8

摘要 ( 487 )

PDF (1676KB) ( 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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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新诗之 “莽汉主义” 与美国垮掉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1980 年代中期，莽汉诗人初涉诗坛时，不仅可以上承朦胧诗、“文革” 地下写作而汲取到今天派等精神因子，还可相当广泛地接触到已被批量译介的垮掉派文艺。在具体创作中，以李亚伟为样本，我们更可以清晰看到垮掉派作品传播对诗人创作风格转变的牵动。伴随垮掉派的强力辐射，莽汉主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形态，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但仅隔数年就衰落解体，无力成为先锋诗坛的主力。究其病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行动意识代替写作实践、以青春激情稀释人文理想；二是 “文革” 记忆恶性膨胀。二者合力将莽汉主义推至破坏、解构一极，而未确立积极的建构意愿。

哲人目光和母性慈怀——郑敏 20世纪 40年代诗歌的独特性

邱景华

2016, 35(3): 68-7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09

摘要 ( 406 )

PDF (1707KB) ( 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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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界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郑敏师承冯至和里尔克诗歌与哲学相融合的传统，并达到形而上的高度。但这过于简化的概括，很难揭示郑敏诗作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其实，从学生时代起，郑敏并没有逃避现实，躲进象牙塔。恰恰相反，西南联大的世界性教育和哲学系大师们的智慧，培养了青年郑敏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哲人目光。毕业后所从事的国际时事翻译，又使她得以用哲学眼光观察和思考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诗作出回应。哲人目光、母性慈怀和充满女性感觉想象的十四行体的融合，构成 20 世纪 40 年代郑敏诗歌的独特性。选取郑敏的四首诗作进行细读，可讨论其独特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郑敏早期诗歌虽然因为没有表现抗战而不被同代人所理解和关注，但她诗作中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希冀，却不断得到历史时间的认同。郑敏也是当之无愧的诗人预言家。

“他者的单一语言”：地域、语言与文学创作——以阎连科、阿来、董启章、黄锦树、郭小橹为例

[美]罗鹏

2016, 35(3): 76-8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0

摘要 ( 449 )

PDF (1714KB)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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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与语言看起来有很密切的关系：许多地区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语言或方言，而且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话语跟话语团体。自然而然，我们也经常会把文学作品分成不同国家或地域传统，觉得国家或地区会给文学创作提供一些规定性的影响。我们同时也经常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都有 “自己” 较典型的语言或方言，而最代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就是用其语言或方言写的。然而德里达的例子就提醒我们语言、地区跟身份没有任何必然性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从地域与语言中，探索民族、身份与文学分类的关系。从中国中原到国外，从阎连科到郭小橹，通过这五个当代文学的例子，发现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强调自己语言所包含的陌生感。这种语言的陌生感代表一种社群中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任何社群总是要面对的事实，而且刚好是社群所依靠的一种必然性的根据。另外，虽然地域跟语言经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地域文学经常强调代表其地区的语言或方言，可是语言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反而是一种群体的创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一种地域文学总是不得不是一种跨地域文学。

从幽闭到敞开——论林白小说的地理空间意识

肖敏

2016, 35(3): 82-8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1

摘要 ( 299 )

PDF (1624KB) (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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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之于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对于相当一部分作家，其生活和创作的地区的文化特征，会影响到其作品。林白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后期的创作与前期相比又有重大转型。林白前期小说的女性人物占据了叙事的主体部分，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不仅是被男权社会欺骗和放逐的写照，也是来自北流之类遥远异乡对于政治中心的疏离。林白以女性独有的感知叙述女性的生存，以一种封闭、自我的叙述方式，有力拓展了女性存在的生理和心理意识。而在《万物花开》等作品中，作家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中国乡土；在《致一九七五》中，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人们不再向镜呓语，而是被作家提到了叙述的前端位置上，这代表作家创作出现了更为敞开的姿态。林白前后期创作转型，实际上蕴涵着当代文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如中国女性主义创作如何实现突破、中国乡土景象如何书写、当代作家如何描写底层、中国经验如何呈现等。

事业体制文艺院团企业化管理研究——理论基础、实践逻辑与政策取向

陈庚

2016, 35(3): 87-9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2

摘要 ( 340 )

PDF (1790KB)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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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体制文艺院团是保留事业体制的国有文艺院团的统称。在当前改革重心偏向文艺院团 “转企改制” 的宏观背景下，事业体制文艺院团的改革发展面临着目标路径不明的现实困惑。公共产品理论、俱乐部产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等，构成了事业体制文艺院团企业化管理的理论基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宏观政策要求，事业体制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现有成效及其自我诉求，构成了事业体制文艺院团企业化管理的实践逻辑。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推进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是事业单位文艺院团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主要路径。

新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如何三面应战——德克·卜德晚年讲稿的启示

李浩

2016, 35(3): 94-10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3

摘要 ( 536 )

PDF (1723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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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着来自学术史、历史文献和国际学界三方面的挑战，美国著名汉学家德克·卜德晚年讲稿——《What and Wh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洞见与不见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启示：面对空前庞大的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研究者应勇于重审、反思那些看似不证自明的 “常识”，质疑 “预设”、“基础”、“前提” 的合理性，重访以往被忽略的多元面相，以不断更新、丰富我们对重大文化命题的认知；研究者在利用古典文献时应充分注意到其不断附益、流变、生成和经典化、谱系化的建构过程，以确保举证、持论的科学性；国内学界应当熟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视野、角度、路径与方法，但必须同时注意其 “解构” 与 “颠覆” 倾向，警惕那些有意无意的偏见和误读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以人性为首的伦理教育研究

杨川林

2016, 35(3): 102-10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4

摘要 ( 407 )

PDF (1653KB)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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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属人的世界，人性是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坚实基础，人性假设是构建人性教育范式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以人性为首的教育蓝图是以道德教育、人性教育、人伦教育、生活教育五个方面为经，以中、西两方的教育哲学为纬来谱成。围绕着教育内容和过程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从上到下的中庸思想，形成下回旋的 “天命—人性—道—教” 以及上回旋的 “教—道—人性—天命” 的思想路径。人性为首的教育是让教育主体全面占有自身的智慧本质，达成完整的生命体验。

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再研究：问题与对策

高明，卢伟

2016, 35(3): 110-11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5

摘要 ( 336 )

PDF (1630KB)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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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这一相当复杂而又重要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其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必然不言而喻。目前学界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问题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观点，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研究还存在着实地调查与实证研究的缺失、研究视角的单一宏观化、信任内涵理解和界定的偏误、信任机制与路径建构的 “去交往化” 等问题。化解这些问题，就研究本身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实证研究、利用多样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就具体理论而言，我们必须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属性为内在依据、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交往过程为基本要求，来理解和生成思想政治教育信任。

论罗尔斯与诺奇克关于分配正义争论中的批评转化

汪志坚

2016, 35(3): 116-12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6

摘要 ( 495 )

PDF (1627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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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和诺奇克关于分配正义的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事件之一，诺奇克指责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一种最终状态原则，没有尊重财富的历史来源。罗尔斯则回应说，诺奇克的转让的正义原则没有保持背景正义。罗尔斯的回应虽然很有洞察力，但对诺奇克来说却只是一个外部批评。然而，通过合理修正诺奇克的限制条款的内容，并利用限制条款和转让的正义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可以把保持背景正义的要求嵌入诺奇克的资格理论内部。这一论证过程没有改变诺奇克 “自然资源在被私人占有之前处于无主的状态” 这一事实性前提和 “对无主物的占有不能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 这一规范性前提，因而就把罗尔斯从背景正义角度对诺奇克所做的外部批评转化为一个诺奇克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内部批评。

列斐伏尔 “空间生产” 的生态观论析

孙全胜

2016, 35(3): 122-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7

摘要 ( 577 )

PDF (1644KB) (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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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的 “空间生产” 理论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他认为，空间生产和生态有着各自的运行逻辑，但二者能够结合，并推动着空间生产生态化。它们构成相互依存且不断排斥的关系：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带来了很多生态问题，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困境，呈现出非生态化的趋势。为了克服空间生产带来的生态困境，列斐伏尔倡导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空间生产生态化是为了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人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空间生产生态化需要彰显总体性生态观，变革现有的空间生产方式。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建立总体性的理念和生活态度，遵循自然整体规律，建立新型的空间生产方式。列斐伏尔 “空间生产” 的生态思想，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空间生态系统失衡作了考察，提出了空间生产生态化的实现路径，对构建后现代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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