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6年第2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6, 35(2): 2-4.

摘要 ( 244 )

PDF (348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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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中国（1902—2000）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文），林振华（译），刘燕（校订）

2016, 35(2): 5-1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1

摘要 ( 740 )

PDF (1651KB)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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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2000年间，尼采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值得回顾。中国人对尼采人格与著作产生浓厚兴趣体现在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18—1925 年，当时关注尼采的中国文人与哲学家中，有几位成了五四时期和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现代中国思想的奠基人。1925 年后，中国第一波“尼采热”退潮，中国知识分子失望地发现，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之说在中国行不通。第二波“尼采热”始于1937年抗日战争伊始，在1940—1941年达到顶点。第三波“尼采热”于1978年被点燃，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尼采研究盛况空前，各类文章、书籍、译本不断涌现。如果说第一波“尼采热”有助于对中国古代传统的“重估一切价值”，第二波的特点是复兴或唤醒中国民族主义精神，那么第三波则涉及到存在主义价值与台湾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中国大陆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有些关联。

“看张”的“张力”——当代“张学”扫描，兼评《零度看张》

［美］龚浩敏

2016, 35(2): 13-2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2

摘要 ( 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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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张爱玲研究，随着最新资料的整理与发掘，产生了许多新的热点与议题。《零度看张》一书响应了当今“张学”中的众多问题。首先，所谓“零度”意指一种对待张爱玲所力求的客观态度；然而众人“看张”却又必然从自我出发而回到自我，其“贴身”乃至“贴心”的审视并非否认客观性，而是在主观与客观的辩证中寻求一种自我反思精神。其次，对张爱玲“晚期风格”的关注，即其由华丽的意象经营转为平实的刻苦写作，钩沉出张爱玲由风华上海至遗世客居的身世转变与心境沉浮。其三，对《小团圆》的解读，颠覆了某些以往的认识，启发了新的“看张”的视角与观点，“张学”由之产生新的路径。将《零度看张》置于当代“张学”谱系之中考察，可察出其与许多问题的互动关系，启示某些新的思路，也可避免一些思考与行文的缺憾与盲点。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李直飞

2016, 35(2): 21-2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3

摘要 (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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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 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

王肇磊

2016, 35(2): 27-3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4

摘要 ( 397 )

PDF (1638KB) (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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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因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地逐渐沦陷而不断向南、向西涌入武汉，致使武汉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1938 年武汉会战期间。出于武汉会战和抗战大战略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沿途救助、后方安置等诸多手段，将集聚于武汉的难民和武汉市民一百余万紧急疏散至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并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和管控重大危机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紧急疏散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的“武汉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标志，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戒毒青年”角色矫正机制研究——基于戒毒青年JH的改造经历

刘成斌，昝莹，贾俊

2016, 35(2): 34-4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5

摘要 ( 388 )

PDF (1703KB)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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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以戒毒青年JH 的改造经历为材料，呈现了戒毒青年从面临角色困境到实现角色回归的角色矫正技术与过程。矫治过程中的角色适应主要是让戒毒学员认识到自己被强制隔离的现实并接受这一现实然后去应对与适应“戒毒者”角色，这是引导戒毒青年适应隔离戒毒所环境、顺应矫治方案的前提。角色体验的主要实务是让戒毒青年体验亲情角色、友情角色等，通过角色体验为戒毒青年树立角色榜样和角色理想，并产生角色期待。通过角色期待为戒毒青年构建新角色、重建自我。通过实务分析表明，戒毒者作为犯错的“学员”角色进行矫治是积极有效的而不应该对之进行指责式教育；同时，对吸毒人员进行社工干预实务应该从生活细节入手进行心理认知的转变进而走向行动改变，而不应该宣讲政策条文或空洞地讲毒品危害，这与普遍公众对待人员的非专业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林业专业合作社制度创新

朱春燕，杨光华

2016, 35(2): 43-4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6

摘要 ( 361 )

PDF (1582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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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专业合作社是成员通过利益驱动建立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其具有边界界定清晰、集体选择安排、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解决内部冲突成本低、自主治理权利和能力较强等特点。林业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实现多元化的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是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利益表达能力、提升农民素质、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的重要抓手。我们要重视发挥林业专业合作社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加强对履行《合作社章程》的监督，不断推进公平正义；尊重和发挥“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营造符合农民合作逻辑的制度环境；加强政府对专业合作社的服务，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理顺政府与合作组织的关系，探索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通过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断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人口问题能“以日为鉴”

聂长建

2016, 35(2): 48-5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7

摘要 ( 272 )

PDF (1644KB) (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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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口出生率之低和老龄化程度之高，中国已经类似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还突出；而就人口总数和增长的绝对数，中国又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还突出。从前一个指标来看，中国应该完全放开计划生育；而从后一个指标来看，中国还应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节制还是鼓励生育，参考指标既是人口总数更是出生率所显示的人口发展趋势。如果把这两个指标中和平衡，我们在理论思维上应该是“在两极之中把握中庸之道”。对比中日两国的人口问题可以看出，日本并非比中国更有能力负担较多的人口，中国并非相比较日本总是劳动力过剩，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和日本一样导致老龄化，中国人口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不弱于日本，在当今中国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并呈加速下滑和老龄化急剧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人口问题应当“以日为鉴”，及时调整人口生育的政策法律。

我国反补贴立法修订基本问题论纲

范笑迎

2016, 35(2): 54-6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8

摘要 (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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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补贴条例》是我国在刚入世时为符合WTO 的要求而匆忙制定的，条例与WTO 法的表面一致并不能掩盖实践中逐渐暴露的具体问题。随着我国参与WTO 体制的实践的推进和对WTO 法理解的深化，在距离上一次《反补贴条例》修订的十年之后再进行修改与补充正当其时。我国《反补贴条例》的修订应当贯彻公平贸易的基本原则；把握我国在实施反补贴措施时集中暴露的程序与实体问题；学习欧美反补贴立法中的先进制度；从多哈回合谈判的中国立场考虑国内反补贴立法的可能走向；维护WTO 体制，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刑事被追诉人人身权与财产权差别保护研究

龙建明

2016, 35(2): 62-6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9

摘要 ( 390 )

PDF (1604KB) (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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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与人身权都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权利易受权力侵害的强制处分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却存在重人身权但轻财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这不仅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不利，而且有碍刑事诉讼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执法公信力的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法轻财产权保护，这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与人身权未给予同等重视密切关联。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保护存在的不足，有必要建立对物强制处分司法审查程序；将扣押、查封、冻结等对物强制处分行为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进一步细化对物强制处分的要件；初步设定对物强制处分的期限；构建对物强制处分可以通过担保予以解除的新型财产权救济方式。

侦查取证语言规范化研究——隐性不当取证语言与冤案防范

张婷婷

2016, 35(2): 69-7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0

摘要 ( 474 )

PDF (1626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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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冤案、错案的发生与隐性侦查取证语言的失范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实现了权力（利）关系的具象化，也导致了权力的恣意性。从讯问实践来看，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产生源自于公权力的膨胀和语言生成机制两方面。其主要体现为粗暴的话语打断、有罪预设、逆向同义改述、诱导性提问以及指令性言语行为等五个方面。为了预防我国冤案、错案的发生，我国侦查机关应当从语言学的技术架构和语用策略方面来规范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实践运用，从而为提升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增添助力。

论朦胧诗“涌流期”表意系统的局限性——以诗歌想象力和语言分析为中心

张凯成

2016, 35(2): 75-8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1

摘要 ( 463 )

PDF (1631KB)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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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涌流期”的表意系统存在着局限性，学界尚未出现对其“表意系统”层面的完整审思。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为朦胧诗想象力内部结构中存在的“个体性／同一性”的矛盾，这使其在想象力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解构性因素，朦胧诗人在对抗“文革”诗歌的主体建构中聚合，个体自身又带有分散的解构力，想象的悖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体现在朦胧诗的语言层面，以“我”为向心力建构的语言“能指群”造成了其想象维度的单义性，其语言的横向组合也固定在“我”的抒情范围之内，在语言的所指层，“我”被赋予了“绝望／希望”二元对立式悖论感，使得朦胧诗语言在表意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朦胧诗的想象力与语言在社会语境的指引下建立了交互式的对应关系，二者在相互的“展开”中所构筑的表意系统有着不可规避的局限。

时间体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马春光

2016, 35(2): 81-8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2

摘要 ( 373 )

PDF (1609KB)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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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中国向西方的不断敞开，中国人的时间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有效地撼动了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基于“线性时间”的现代“时间体验”，作为思想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有效地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发生。早期新诗对“时间”的抽象化、人格化抒写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时间抒写，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与现代性内涵。在新诗的传播与阅读中，新诗作为一种“时尚”被广泛阅读，阅读群体在共同的阅读中产生了一种时间上的共通感。“进化论”时间观的理论参与，早期新诗具有现代特质的“时间”抒写，以及新诗阅读与接受过程中“现代时间”的塑形，共同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发生。从“时间”体验的角度阐释中国新诗的发生，既是对以往研究范式的突破，同时开启了探寻百年新诗发展症结的新视野。

计算思维的科学涵义与社会价值解析

钟柏昌，李艺

2016, 35(2): 88-9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3

摘要 ( 716 )

PDF (1624KB)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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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思维”概念的讨论发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是关于科学思想和方法之深刻价值的进一步觉醒；“计算思维”概念正在走出计算机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显现为一种新的具有广泛意义的思想方法，预示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但同时，“计算思维”又是一个有待澄明的概念，因此，廓清“计算思维”的结构图景将有助于其普适价值的顺利彰显。从主体与世界的交互关系类型出发，可将“计算思维”概念解析为三组相互关联的思维结构：对象化思维和过程思维，兼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分别指向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抽象思维和可视化思维，它们主要体现在认识世界的活动当中，分别指向世界的内在层面和外在层面；工程思维和自动化思维，它们处在表现为改造世界的能力，分别指向改造世界的必然性和自由性。

关键概念与网络时代的科研变革——以E-Science、Science2.0、开放科学、开放创新、数字人文为例

樊文强，王志博，韩颖颖

2016, 35(2): 98-10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4

摘要 ( 392 )

PDF (1632KB)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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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E-Science、Science2. 0、开放科学、开放创新、数字人文这五个表征网络时代科研变革的关键概念进行探析，将网络时代科研变革的趋势概括为：跨越地理位置的协同研究变得越来越便利，分散各处的数据和资源被有效整合，联合多方力量的大规模科学研究将不断增多；基于社交网媒的科学交流将会十分活跃，以文献为核心的传统正式科学交流系统的主导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基于社交网媒的非正式交流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学术评价不可忽视的部分；学术资源的开放程度将不断提高，传统的文献出版和传播模式发生变革，科研人员和大众获取学术资源的成本不断降低；科研模式更加开放，更加注重大众的参与，科学与大众的关系得以深刻发展，大众成为科研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人文学科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得以不断更新和丰富，与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更加融通。

权力清单视角的深入反腐败研究

郭瑞

2016, 35(2): 105-11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5

摘要 ( 309 )

PDF (1816KB)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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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 年我国首份权力清单面世以来，中国开始了权力清单建设之路。权力清单对政府起到权力制约、监督作用，是加强权力监督、源头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一些成效，公众对未来的反腐工作有了更多期待。深入反腐首先要认清我国腐败萌生的原因，因地制宜地寻求对策。权力清单从规制权力的视角入手，从源头上杜绝腐败产生的机理，预防腐败的产生。另外，由于腐败萌生的多因性，发挥反腐实效还需要澄清权力运行乃至腐败发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使清单建设与反腐法律、制度、廉教的建设协调统一。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骆毅，王国华

2016, 35(2): 113-12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6

摘要 ( 422 )

PDF (1772KB) (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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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比较及我国税制选择

王萍

2016, 35(2): 123-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17

摘要 ( 341 )

PDF (1585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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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十年基尼系数均高于国际警戒线，巨大的贫富差距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税种，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改革迫在眉睫。通过对个税课税模式优劣的比对，结合我国的国情，可推导出分类与综合课税模式是我国个税的最优选择。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分类课税模式调节作用，可知征税范围覆盖不全、差别税率设置不尽公允、费用扣除标准设计未能贯彻量能负担原则等方面原因，导致个税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微弱。我国可通过个税课税模式向分类与综合课税模式转换，并对该模式下税收征管配套措施的完善，包括增强纳税人纳税意识、建立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完善个人纳税申报制度、严格执行代扣代缴制度、全面实施个人资产实名登记制、全面实施个人资产实名登记制以及提高个人报酬货币化程度等，并付之于实践，达到完善税制、有效发挥税收的作用，同时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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