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 2015, Vol. 34 ›› Issue (6): 60-66.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6.008
徐钺
XU Yue
摘要: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 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 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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