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汶川地震中上市公司的捐赠事件研究，可以了解公益慈善行为对企业市场价值和业绩增长的影响。在地震灾害中捐赠的公司，在捐赠日及次日获得了正的超额报酬，捐赠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帮助公司所建立的公共信任，对公司价值产生了正面作用，促进了企业销售业绩的增长。相比未进行捐赠的公司，捐赠公司的同比销售增幅更大，销售费用的促销作用显著更高。采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弥补过去文献研究中样本和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更客观、可靠地估测了公司慈善捐赠对企业的影响；以销售费用的广告效应作为替代变量，可分析企业慈善捐赠引发的社会反响，及其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证实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公司的公益性慈善捐赠，能够改进公司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使用ＲＣＡ指数和ＲＲＣＡ指数衡量日本对外贸易和对华贸易比较优势，结果显示日本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工业制成品等门类具有比较优势，而同时日本对华贸易比较优势稍强于日本对外贸易比较优势。通过计算贸易结合度和贸易互补度指标，我们认为中日两国贸易依存度较高。根据劳伦斯指数，我们发现日本１９９５年来对外贸易和对华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较低，日本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平稳度。具体到中国市场，日本对华贸易的比较优势呈稳健强化的趋势，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日本对华比较优势最为稳健的一类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目前全省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区域之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狭窄，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重大问题。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福建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全省各地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福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剖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着力研究和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措施与对策。

中产阶级被称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其“社会稳定器”、“社会缓冲阀”的功能较为重要。关于“社会稳定器”的讨论出现于１９９０年代，经过了稳定器功能的辨析和重新认识，稳定器理论渐趋明确。稳定器理论扮演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复杂的妥协关系，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多元化现实，由此衍生的文化转向正在协同稳定器理论构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研究的定位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有密切关系：经过了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制度交易，实现以财产为基础的再分配体制。稳定器的热点讨论过去之后，中产阶级的概念、特征、功能、问题与对策等中产阶级语言系统也逐渐定型。“稳定器”理论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化”过程有可能是对已有的符号和价值重新编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稳定器理论起到的捍卫社会秩序现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社会批判作用，是一种主观选择。从合法性危机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器”理论显然还无法胜任中产阶级理论领域亟待解决的阶级结构位置、阶级属性和阶级认同等基本问题。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开实证社会学研究之先河，不仅创立了自杀社会学，而且为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影响深远广泛。然而学术界并未充分意识到该理论的价值，并对该理论存在着一些质疑。因此需要梳理《自杀论》的学术意义及提炼核心内容，并简要评析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借助对模糊数学数据统计、多元复合函数、曲面方程以及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生态学模型的综合运用，提出当下《自杀论》研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工具。通过对自杀的定义、统计数据、社会原因、社会类型、理论模型及经验研究工具等内容的整合与更新，从多个层面提出预防自杀的思路与策略，继而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发展和完善“迪尔凯姆定律”，推进实证主义社 会学的发展。

新诗技艺之“技艺”一词在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之间、新诗和古典诗词之间使用的方式和所指的含义显然不同。诗人是从发生学角度使用技艺；诗歌评论家是从阐释学角度使用技艺——在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辨认、分析、归纳作品中体现的作者使用、组织材料的特殊方式的痕迹，那些有个人个性特征的巧妙方式，并对其作出阐释。古典诗词中的技艺是在公共规则之下的个人竞技发明，而新诗技艺是潜含在个人的诗歌美学与观念之中。新诗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套明确的形式规则，因此也就没有这规则之下才能形成的一套明确的技艺。诗歌技艺是一个中性的技术性范畴，是客观的工具，不涉及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可以使用同样的诗歌技艺为自己的诗歌意识形态服务。诗艺就像武器装备一样，是工具。但如果更深一步地分析，会发现技艺的公共属性和技艺的独立属性并非这么绝对，并非没有其限度。新诗技艺重在结构与形式的发明与想象，对内容的审查；诗艺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个性与风格的体现。技艺并非脱离内容，而是在表达内容的压力之下的发现或发明，技艺也是来自于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

骆一禾和海子被视为一对志同道合和有着相近的风格特征的诗人，其诗歌主题也多有重合。时间主题和死亡主题在骆一禾和海子的诗歌书写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但在这些主题的具体意含上，两位诗人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分歧以至对立。在时间主题上，骆一禾信仰新生，讴歌明天；海子则膜拜过去，具有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在死亡主题上，骆一禾以生命蔑视死亡，并通过牺牲将死亡转化为新生；海子则把死亡视为生命的归宿而倾心于死亡。体现在时间主题和死亡主题上的这种深刻差异反映了两位诗人精神构造乃至精神原型的不同。

语言经济研究表明，语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学界和业界对语言经济的关注多是对通用语的经济价值的关注，而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关注不够，尤其是在国内。当前，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但是社会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从语言权利、语言生活和语言问题角度看也是必要和可行的。作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民族语言既遇到挑战，但也存在机遇。民族语言的开发和旅游的发展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在传统语言经济类型的基础上，还可以发展语言艺术、语言体验、语言展示等新的民族语言经济形式。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是发展语言经济、宣传语言文化的“双赢”活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语言的经济价值，将语言战略纳入国家战略计划之中；向世界推广本国语言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如何将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做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走向世界的助力，也成为政府和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语言需求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原生动力，是我们进行汉语国际推广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了解学习者的汉语需求，是我们扩大汉语需求，促进语言消费与就业，带动汉语文化产业，发展语言经济的第一步，并且还要积极推动语言经济激励政策纳入汉语国际推广规划。

语言资源从功能的角度可以分为自然语言资源、经济语言资源和环境语言资源，三者分别体现了语言资源的存在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由于语言资源的特殊性及变化性，对它的价值评估不能是线性的、单维的，而应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三种价值同时监测，并遵循一些原则。而运用言语社区理论对语言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些原则，做到地域性与国际性并进、稳态与动态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同构以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这一研究不但扩大了言语社区理论的应用，而且有助于实现资源与语言共同建设的国家语言资源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良好互动，有利于监测国家的语言安全。

在前法治国里，法律虽一直存在，却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体现自身的价值目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将哲学社会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引入法学研究，提出交往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交往权力产生了合法之法。交往权力是民主和法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器，交往权力通过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法律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我繁殖，并因此发挥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价值目的功能，从而获得合法性。

大型商业连锁超市商业模式常见的税收筹划方法有很多，比如在卖场内设立多个纳税主体、选择后台毛利模式、扩张门店数量、适时分立门店、操作农副产品购入、成立独立配送中心、广告服务外包、模糊促销性质、倒挤成本等。这些手段和方法，有的旨在增加税务机关征管难度，有的试图隐匿或混淆应税义务，有的为方便账外经营，有的滥享税收优惠，对其纳税义务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探讨这些方法如何影响其纳税义务，可以为税务机关完善对大型商业连锁超市的税务管理和检查提供参考。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面对改革深水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维稳思维，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切实回答并解决好“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大实现中国梦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社会维稳思维创新具有内在关联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社会维稳思维创新的价值基础、基本要求及其路径选择。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社会维稳思维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好新时期社会维稳工作的能力。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争议较大，原因在于对中国化标准的不同认识。判断马克思中国化开始的标准应满足三个条件：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中国人的独立思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观察阶级社会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是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还是调查研究的群众路线，都可归结到实事求是上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不同层面的体现。以此为标准，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调查研究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髓，并试图独立思考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从“张力（Ｔｅｎｓｉｏｎ）”在中西诗学史上的演变来看，中西方学者都习惯于使用“对立统一”对这一概念进行描述，然而表面相同的论述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诗学视点的差异：西方学者多从“对立”出发看待“张力”范畴，始终强调异质因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而中国学者对“张力”的理解则大致建基于“统一”视点，即更多关注 构成张力的异质因素间的辩证统一所生发的文学作品的“整体感”。这一隐藏着的诗学视点的对立，一方面解释了“张力”范畴在中西方的不同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张力”在当今中西学界判然有别的理论关注度：西方学者大多认同“张力”的理论阐释已由“新批评派”完成，从而将其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概念大量运用于文艺批评的 实践之中；而中国学者则在“张力”理论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继续做出新的探讨。综观其在中西诗学史上的具体演变及当代运用，张力范畴应当存在以下必要规限：首先，概念的不可分割性；其次，张力具有其适用范围并与文本紧张、主体心理紧张密切相连；最后，张力的理论探讨需落实到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之中。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久，傅兰雅便在各大报纸上征求“时新小说”，旨在除时文、鸦片、缠足三弊。傅氏收得的一百六十二部手稿，失落了一百多年。这是晚清文学史的著名公案。最近这些作品被发现，并影印出版。然而，参赛作者生平大多无考，给进一步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针对这些原稿展开了一系列考证，其中之一便是考证参赛并获奖的作者杨味西及其作品《时新小说》。一是考证杨味西的生平，并举其文章以知人论世；二是从插图、结构和中西对比的主题等三个方面讨论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

“当Ｘ时”是汉语中用于时间定位的常见结构，通常揭示后续小句中事件的发生、持续、完结的时间。该结构的包容性很强，Ｘ的情况非常复杂，往往不只含有一个谓词核心，而且核心与核心之间具有多种逻辑语义关系。含有连贯核心的“当Ｘ时”可称为核心连贯型结构。根据Ｘ中核心动词有无共同的主语，可分为多核共层的“当Ｘ时”和多核异层的“当Ｘ时”两大类，再根据Ｘ有无核距、有无标记可分为四小类，涵盖连贯复句和连动句这两类句子。核心连贯型“当Ｘ时”有特殊的表达功能：揭示后续中心小句的时间位置，同时也具有很强的陈述性。这种结构在语篇中可以起到保持语篇连贯以及凸显表述焦点的作用。

建国初期在计划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文化行业，不仅建立了一个明确的资源配置系统，而且同时建立了文化行业或曰文化战线的概念范畴，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主流话语，并延续３０多年。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文化行业概念范畴的变迁体现了国家文化治理理念的变化，构成了国家文化管理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世界范围内，国家文化管理结构存在树结构与果结构两种基本形态。一般认为，树结构形态是国家权威主义理念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达，而果结构形态则是分权主义理念的具体体现，两种管理形态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国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型过渡时期，需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树—果结构”文化管理形态。

《理学谵言》是汤用彤在民国初期发表的一篇关于儒家文化的论文。汤用彤在文中详细阐述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拯救国家民族危机、提升国人精神道德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理学谵言》反映了汤用彤对朱子学的推崇及会和朱王的倾向，并体现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青年汤用彤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倡导文化救国，另一方面抨击西方文明的没落，充分体现了汤先生早期的爱国热忱、忧患意识和他志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感，彰显了汤用彤当时现代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人类理性的启蒙过程被康德诠释为个体从受监护的不自由状态中走出，进而恢复自我决断与规定他者之能力的解放过程。康德这里的假设十分清楚，那就是理性乃是人先天具有但却被蒙昧与懒惰遮蔽的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经过语言学洗礼的现代性社会已然步入后形而上学语境，在此时代背景下，理性诉诸整体性诉求的人之能力观念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不同领域的合理性论证，理性的宏大叙事再也无力肩负起为“良善生活”进行奠基的使命，圣者与智者的道德生活也因而失却其典范意义。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并不代表经验道德的渐盛与理性道德的式微。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理性依然可以凭借其超越能力为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性答案。只是，理性在这里再也不是那种自我设定以及规定他者的超验能力，如此一来，道德也就在改铸之后的理性概念之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从而在共识意义获得一个基于语言沟通的、主体间性的后形而上学道德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