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3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3, 42(3): 2-4.

摘要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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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年健康服务质量的提升路径

胡耀岭，张常葆

2023, 42(3): 5-1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1

摘要 ( 70 )

PDF (1588KB) (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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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乡老年健康服务均等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农村老年健康服务供需平衡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基于宏观政策和微观个体并重的理念，全面把握农村老年健康服务供需现状，深入分析老年健康服务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以及供需动态平衡机理，可以探究提升农村老年健康服务质量的主要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健康服务供给需求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绝对性不足与相对性不足并存，供需匹配度较低。农村老年健康服务供需失衡的主要症结在于：老年健康教育制度设置不合理、老年健康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乡村医生健康服务能力严重不足、老年健康服务内容供需错位。针对农村老年健康服务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发挥权威职能作用，加强农村老年家庭健康教育；二是构建参与式服务模式，实现供需信息对称；三是加强村医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村医医疗服务水平；四是以需求为导向，动态调整老年健康服务内容。

重塑与调适：青年员工居家办公的工作与家庭关系

邢宇宙，李琳，王晓焘

2023, 42(3): 14-2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2

摘要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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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得居家隔离与远程办公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因此这类居家办公对人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尤其是青年群体如何调适工作与家庭关系，也是社会关注焦点之一。研究表明，当青年员工“将工作带到家中”之后，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时空边界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模糊”“清晰”“重叠”三种形态。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作为能动的主体，青年员工能够“利用”这种边界变动，或以家庭为中心增进情感，或力求工作家庭之间的平衡，或以工作为中心暴露家庭问题，并因处理不当引发冲突。因此，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表现出社会韧性面向的同时，也为认识当下和谐家庭建设和社会风险应对带来启示。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现状及其形成

段雨

2023, 42(3): 23-3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3

摘要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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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愈发普遍，逐渐从个人领域的“私事”演化成社会领域的“公事”，对农民家庭和农村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考察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发现受社会交际圈和经济基础的限制，他们无法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走进婚姻，同时由于自身与相亲市场的互相排斥，也很难利用传统的相亲介绍结婚成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农家子弟陷入婚恋双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国男女性别比例的长期失衡。此外，个体化潮流下的个人中心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功能的重构以及婚姻稳定性降低和风险性升高引发的个体安全感的缺失，改变了农家子弟的婚恋观念与行为，加剧了其婚恋困境的严峻性。有效缓解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实现乡村振兴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从社会、家庭及个人三个层面努力。

中国医保扶贫的政策效果及长效机制研究——基于某贫困县住院病案首页数据的实证分析

朱凤梅

2023, 42(3): 32-4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4

摘要 ( 78 )

PDF (1669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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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医保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倾斜，在缓解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部省份某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利用该县县人民医院2016—2019年第一季度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和县扶贫办2016—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全面评估医保扶贫对贫困人口服务利用、医疗费用、经济风险保护等的影响，可发现：医保扶贫显著提高了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未脱贫人群的住院次数；医保扶贫对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贫困人口年住院总费用下降19%，自付比例下降33.6个百分点；医保扶贫政策具有显著的经济风险保护效应，贫困人口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概率显著下降。但上述政策效果在贫困未脱贫人群和贫困已脱贫（享受政策）人群间存在异质性。为巩固扶贫成效，应形成医保扶贫长效机制，科学设置不同收入群体倾斜性医保报销梯度，进一步完善门诊保障机制，提升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企业“脱实向虚”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康明

2023, 42(3): 45-5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5

摘要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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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后果，微观层面以企业金融化现象显现。文章以2014—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审计收费增加，通过变量替换、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仍成立。基于资金侵占视角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资金侵占程度越严重，进而导致了更高的审计收费。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较之于内控质量稍差的企业，内控质量较好的企业中金融化增加审计收费的程度减缓；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收费的增加程度更为显著。从外部审计视角分析企业金融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可为审计定价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风险的预防化解具有现实意义。

“戏迷”郭小川及其诗歌戏曲戏剧化追求

巫洪亮

2023, 42(3): 54-6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6

摘要 ( 116 )

PDF (1436KB) ( 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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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诗研究中，诗人的业余雅好与诗歌创作的关联研究未得到充分重视。郭小川不仅是享誉中国当代诗坛的政治抒情诗人，更是一位痴迷戏曲和戏剧的“戏迷”。看戏不仅是郭小川“借戏浇愁”缓释压力的别样方式，也是其美学趣味重塑与诗学理念更新的潜在影响源，这种业余雅好有效地促进了作家文体互渗意识的自觉和知识结构的优化。郭小川看戏过程中生成的强烈代入感反哺于诗歌创作，他将自我复杂多端的情思投射到诗歌书写对象之中，重新锻造诗歌的情绪力量和恢复诗歌丰沛的生命元气，同时中国传统戏曲的传情达意方式和舞台空间设置，以及中外话剧创作中抒情主体的“面具化”和异质冲突的结构方式，为其诗歌写作技艺创化革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资源。他的长篇叙事诗呈现中国当代新诗戏曲与戏剧化的另一种面相，构成了中国“戏剧化”新诗实践脉络的一部分。

现实主义主潮下九叶诗派的自我形塑——以《九叶集》《八叶集》为论述中心

白杰

2023, 42(3): 63-7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7

摘要 ( 117 )

PDF (1390KB)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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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集》为九叶诗派在新时期语境中争取到相当的合法性。不过置身1980年代初期的历史转折时段，《九叶集》在编辑出版时仍以现实主义来标榜自己，并据此展开一系列“自我审查”。如此来做，自然包含许多权宜性的生存策略，但它对九叶诗派的艺术品质、精神向度、文学史地位等还是构成诸多限制。稍后香港出版的《八叶集》，看似在辑选内容上续接了《九叶集》，但事实上已将艺术基点移位至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九叶集》的价值坐标系，有效突显了九叶诗派长期被遮蔽的现代诗学品质，也推动了诗派内部南北诗人的历史占位的调整。此后在“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语境下，九叶诗派的现代主义内涵得到更为深入地挖掘，但也容易被过滤为“现代主义”的单一色调。

奥克肖特“诗教智慧”揭解及其时代蕴涵

闻达

2023, 42(3): 72-8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8

摘要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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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智慧”可视作奥克肖特探究教育问题的理论尝试与逻辑思考。文明的演化沉溺于技术工具理性的引领和支配，这激发出他对教育活动的诗性考察。其表达方式——沉思与想象的“诗歌”——旨在审视和揭露工具理性的本质特征及其自相矛盾的思维。诗歌是教育谈话运作时牵制理性思维陷入极端、僵化的纠正方式。它通过揭释和鉴别谈话的旨向、参与者的个性及其交互关系，触发推动彼此相合的志趣与共情，以此缓和可能存在的分歧与冲突。为达至共同理解的道德理想，它通过“制定解决方案”“评估道德结果的优与劣”“重识谈话关系及其诸构成要素”，重新确立参与者的意志和构想，为谈话的深入发展提供适当选择的合作关系与方式。诗歌的思维方式在教育理性产生剧烈震动与变化、陷入对峙争持的龃龉状态中，彰显出维持和洽稳定的审慎之道。

党内法规的法典化：体系型编纂的缘由和路径

尚千惠

2023, 42(3): 82-9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09

摘要 ( 108 )

PDF (1427KB) (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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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的编纂有利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保障党内法规的安定性，并且便于适用与普及。基于国家治理与法治建设目标和需求的宏观背景以及党内法规集成集约化发展的制度建设实际，党内法规法典化宜采用法典与单行规范并行的体系型编纂模式，遵循“制定党内法规法典总则+编纂党内法规各分编”的编纂思路，依据“组织—行为—责任”的规范逻辑处理总则与分则及分则各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法典外在规则体系与内在原则体系塑造法典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法典》可以采用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的编纂模式，先弥补当前制度体系涵盖性不足的缺陷，再制定纲领性的“党内法规总则”，最后以党的组织法规先行体系化进行分则编纂的尝试。

早期道家的循环模式及其政治维度

龙涌霖

2023, 42(3): 93-10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10

摘要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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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家“终而复始”的循环模式并非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实际上它源于对周人“慎始而敬终”勤政方式的反思，延续了周人功利成败上的政治追求。以“终始为一”分析老子与黄老道家的天道循环模式，可得出其三个特征及相关诉求：一是周期性，它探求政治进程的预见之道；二是节制性，它寻求政治投入的节约之道；三是长久性，它追求政治发展的安全之道。由春秋进入战国，这种循环模式先后被运用于洞察权力博弈、统治手段、制度体系等不同政治领域，相应得出无为、刑德、形名等政治主张，由此回应了早期中国由“封建天下”走向“专制帝国”的历程中所面临的各项政治难题。

理性批判与信仰的可能性——以对“神迹”存在的解释为契机

尚文华

2023, 42(3): 102-1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11

摘要 ( 118 )

PDF (1381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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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意图以理性为建构自身的基础原则，信仰却是它不得不面对的；而若现代性通过理性论证了自身，信仰又是否可能？其意义又何在？这是近代以来讨论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核心问题。这双重问题集中体现在从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到康德、克尔凯郭尔、黑格尔的传承和转变中。以作为信仰内容的神迹为例，霍布斯和洛克在自然理性与上帝之自然、理性—知识和信仰之间划下绝对的界限；斯宾诺莎批评这个界限实属于思想的懒惰和无知，从而上帝的信实成为思想的起点和建构原则。康德意图综合两种做法，但却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引导着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沿着两条道路走到极端，现代信仰也便重新确立起来：前者指示了信仰的绝对主观性和绝对个体性；后者则以上帝的信实为起点，走向了以信仰中的上帝存在为起点和终极的形而上学道路。能真正进入这两条信仰和思想的道路“之中”，才能真正进入现代性及其信仰处境的绝对深度中，才能真正进入既属于时代、又超出于时代的信仰意义和思想内涵。

元话语碎片：论鲁迅的思维形态与杂文写作

李国华

2023, 42(3): 111-12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12

摘要 ( 44 )

PDF (1396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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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鲁迅杂文中的“写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和“我们知道”等四种元话语标记，试图建构鲁迅杂文写作的微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形态，强调鲁迅作为作者的诙谐幽默、松弛之感、一以贯之的整体感、自我辩护及善于交际互动等素质，说明鲁迅并不总是采取高于读者的启蒙姿态，而时有与读者平等，甚至低于读者的姿态，鲁迅杂文的形式因此具有丰富的褶皱和多重形态。不过，此种利用元话语碎片进行的形式分析所建构的鲁迅形象，更多的是浮现在杂文文本之上的作者形象，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鲁迅尚有距离。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家庭语言能力现状及对策

曾丹，吉晖

2023, 42(3): 121-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3.013

摘要 ( 160 )

PDF (2058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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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经济收入低下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家庭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国当前农村家庭人口语言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城镇家庭人口语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振兴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不仅要解决普通话普及率的问题，更应侧重提升普通话的普及质量，实现不仅要能听得懂、说得出，还要说得标准、说得好的目标。农村家庭的普通话水平、语言表达能力、语言理解能力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及网络媒体对农村家庭语言能力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提升农村家庭语言能力，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根据地域、年龄和性别差异设置推普工作的分区分层指标，加强对重点对象的培训，实现精准施策。要强化学校教育主体地位，创新语言教育方式，拓展学校教育辐射力，发挥中央统筹优势作用及网络新媒体传播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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