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1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1, 40(3): 2-4.

摘要 ( 303 )

PDF (1271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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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的参保再就业效应与道德风险效应——城镇职工和迁移工人的异同

孙守纪，杨一，方黎明

2021, 40(3): 5-1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1

摘要 ( 332 )

PDF (910KB) (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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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城镇职工为目标群体，在向迁移工人覆盖的过程中，迁移工人对其反应自然也会不同于前者。根据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使用Cox比例机会模型，可分别检验是否参加失业保险以及保险金替代率对城镇职工和迁移工人再就业的不同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失业保险在城镇职工存在明显的参保再就业效应，该效应在高年龄、低学历组中更加显著，随着净资产的提高逐步弱化。失业保险在迁移工人中存在较为明显的道德风险效应，该效应在低年龄、高学历组中更加显著，随着净资产的提高逐步弱化。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迁移工人，提高失业保险替代率对再就业的影响随着失业时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上述探讨与发现将有助于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从而促进迁移工人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我国老年健康政策的演进及执行效果研究

王晓慧，向运华

2021, 40(3): 20-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2

摘要 ( 405 )

PDF (1373KB) (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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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然要求。为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涉及老年健康的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开始萌芽、初步发展、日益扩展和深化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老年健康政策呈现不同特征。通过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分析发现，当前老年健康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执行标准模糊、相关资源投入不足、执行力度不足、执行部门间联动衔接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为此，应从以下方面优化政策执行路径，从而保障老年健康政策执行效果：明确政策执行标准，健全信息沟通渠道；优化财政投入机制，丰富政策执行资源；提高各主体对政策的认同度，拓宽政策执行手段；整合政策执行机构组织体系，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等。

我国老人居家养老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分析

姚兴安，朱萌君，苏群

2021, 40(3): 29-4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3

摘要 ( 907 )

PDF (1939KB) (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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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人居家养老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养老服务难题日趋严重，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为全面深入探讨我国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现状，以1998—2019年北大核心期刊与CSSCI来源期刊的相关文献为基础，对发表居家养老研究论文的科研机构、核心作者和关键词进行归纳整理。结果表明：我国居家养老研究的主要机构多为综合性实力较强的大学，由北向南跨越，地域分布范围较广；以华北理工大学邢凤梅为首的学者对居家养老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学者间密切合作的空间巨大；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社会组织服务、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等方面。围绕居家养老研究热点问题，经历了萌芽期（1998—2001）、消退期（2002—2007）和高涨期（2008—2019）三个发展历程，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社会不断转型引领着我国居家养老研究的研究热点与展望，智能化居家养老是未来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杨虹，王乔冉，张柯

2021, 40(3): 41-5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4

摘要 ( 780 )

PDF (1637KB) ( 6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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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变迁与解释框架构建——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

唐士亚，郭琦

2021, 40(3): 53-6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5

摘要 ( 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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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互联网金融在我国正式出现至今，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经历了包容性监管政策、原则性监管政策和运动式监管型监管政策三个阶段。如何认识这一监管政策变迁背后的过程逻辑，如何辨别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成为下一步有效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关键所在。借鉴政策网络分析框架发现，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变迁与政策网络结构的变化有关，其中变化的自变量因素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互联网金融平台、金融消费者、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各主体网络之间的动态博弈。为形成更为高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框架，需要调整网络间资源配置，推动达成网络间政策价值认知的共识，并引入监管科技以促进行动者之间的利益联结与战略趋同。

狂欢与嬉戏：台湾诗人管管的语言喜剧

杨小滨

2021, 40(3): 63-7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6

摘要 ( 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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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诗中的修辞特征与文化精神，可以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符号学及其他当代理论视角来观察。管管的超现实美学往往与狂欢风格融合在一起，以怪诞卑下的方式冲击了原本神圣的符号。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可以一窥管管诗学中向怪诞与肉体的降格具有怎样的颠覆性潜能。管管还实践了一种不断滑动跳跃的言说策略，以历时性的超现实置换演示了能指的永恒变幻。从拉康对换喻与欲望的论述，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管管的顶针修辞如何体现出对符号秩序的解构。管管诗学的主体困乏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人狂放与自嘲精神的重新体现，古典狂狷形象与后现代主体可相互映照。而他诗中的游戏精神一方面是童趣的表征，同时也必须理解为对创伤经验及其符号化努力之间的永恒辩证：管管的诗歌语言是一次历险，一次对绝境的奋力突破。

“纯境”的文化诗学：杨际光香港时期的诗歌

刘奎

2021, 40(3): 74-8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7

摘要 ( 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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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际光是香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要诗人。他早期的诗作，既分享着力匡等同时代人的情感模式，又与同时期诗人的感伤有所不同。他的诗语言怪诞，且不乏社会批判的力度。他与李维陵合作的诗画组合《香港浮雕》，通过素描与诗歌的配合，为香港的殖民地景观提供了独特的时代面影，也表达了他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杨际光的主要诗学概念是“纯境”，这不仅是美学的，也是离开十字街头之后的据点——象牙塔，由此延续并回应中国现代以来的新诗传统。不过，纯境是具有时代性的诗学概念，带着作者特定的社会视角和意识形态诉求。杨际光的现代主义诗歌实验，以及他的长诗《拓荒者的出发》所描述的空想社会主义图景，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冷战的时代格局。

从感性的碰撞到学理的输入——论早期外国诗歌译介与诗学研究的展开

朱明明

2021, 40(3): 85-9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8

摘要 ( 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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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文学革命至1923年前后，翻译和介绍外国诗歌、输入西方诗学原理的著作如井喷般不断涌现，中国诗坛显现出拥抱世界的气象。这些早期译介活动的意义和贡献主要是“放大了诗的眼光”，而诗学原理与研究方法的引进，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训练了新诗人与读者们对待诗歌的眼光。从诗学层面看，依仗了世界风潮，或者说“西洋血脉与精神”，中国诗歌的确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拓展了表意的自由，开放了诗体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更具建设性的贡献是诗学观念的更新。对于西方诗学原理与问题的关注，促进了人们对于诗的概念、技巧、功能和理想等认识的转变，配合论证了“新诗”的合法性，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立场以返观传统诗歌，从而可能对中西诗歌的比较与融合展开更深的探索。

联合国视角下跨国公司经营行为的国际系统治理

马忠法，赵思涵

2021, 40(3): 95-10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09

摘要 ( 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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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系统治理语境下，实现跨国公司经营行为与国际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治理规范形式的选择上，“硬法”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主权成本”较高，易陷于僵化；“软法”给予国家更多自主选择空间，谈判与修正成本较低，能更快适应国际事务变化的需求，但缺乏强制力。且两者的界限并不完全清晰，在国际法治发展过程中趋于模糊，需要相辅相成以共同规制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软法层面，从《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的尝试到“全球契约”和《指导原则》，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逐渐融入软法治理中，对跨国公司经营行为的规制从开始的笼统概念逐步发展为明确的环境、人权保护责任；硬法层面，跨国公司人权保护条约的谈判面临人权标准等诸多争议，过程较为艰难漫长。而各国在人权机构决议中的态度、对《指导原则》等“软法”文件的国内法实施、依托软法标准而创设的国际投资条约“投资者社会责任条款”等，表明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规则正逐渐发展为国际习惯法。在联合国体系下，对跨国公司经营行为的治理应当发挥“软法”与“硬法”各自的优势，同国际系统治理实践相结合，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尊重人类尊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序世界。

论提升我国法治建设自足性水平的意义与路径

刘辉

2021, 40(3): 108-11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10

摘要 ( 268 )

PDF (1382KB)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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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的治理模式为法律制度、伦理规范、道德习俗等行为规范协调发挥各自的作用配置了恰当的空间，因此，以民主政治与社会自治为前提的法治模式，从民主立法、构建多元化解纷机制到合宪性审查的连贯运作，具有逻辑自洽、实践自足的特征。民主商谈的程序机制安排能够为法治提供正当性支持，使人民主权的拥有者在法律实施的场景中，可以被合理置换为人权享有者的角色，从而能够有力回应立法者的决定是否具有足够正当性来要求守法者服从的疑问。在现代社会中，宪法是为整个法律体系提供价值预设基础的根本法，要求其他部门法的规定均不得抵触保障权利实现、规范权力行使的宗旨要求，因此对法律正当性的追问多数情况下可以被合理转换为对法律合宪性的追问。宪法应当为民主政治、社会自治、协同治理划定宽松的发展空间。社会自治的状况直接影响法治的自足程度。

逻辑与科学哲学视野下的《道德经》与“道”——兼与焦国成先生商榷

万小龙，万子谦

2021, 40(3): 119-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3.011

摘要 ( 352 )

PDF (1386KB) (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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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是思维的内容，而是思维的形式。“道可道非常道”应该理解为：道是可足道的，而非普遍有效的，即“道”是类比（推理）这种思维形式。《道德经》的伟大贡献在于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就模糊领悟到思维的形式比其内容更为根本。它与其他先秦经典共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类比的思维特征，而导致中华文明更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强包容性和强融通性的传承优势。《道德经》虽然谈了许多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借用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来谈“道”，也就是展示可以增加对这些深刻道理的理解和接受的类比方式。“道”是偶真的普遍思维形式，“德”是确定可靠性的具体思维内容。“道”“德”益彰，就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而彰显尽善尽美。“名”是具有不确定性定义的概念，作为概念的“名”在类推形式的“道”与思维内容的“德”之间架设了桥梁，由此，《道德经》成为人类文明源头之一的完整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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