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4年第4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4, 33(4): 2-4.

摘要 ( 346 )

PDF (464KB)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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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实证研究

李从欣，张再生

2014, 33(4): 5-10.

摘要 ( 240 )

PDF (1464KB)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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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家庭组成，女性又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对文献的汇总整理，结合城市女性的实际情况，可构建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量表，包括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和夫妻和谐等。利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可进行人口特征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历、收入在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特征中的学历、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夫妻和谐作为调节效应也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意搜集机制及其要素研究

刘明厚

2014, 33(4): 11-20.

摘要 ( 297 )

PDF (1386KB)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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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主义时代的民意搜集机制，其内在假设在于，具有较低公民精神的“群众”，其意愿需要一批符合相应成员资格标准并且保持较高服务伦理的搜集主体，通过搜集渠道加以“体察”。进入后全能主义时代，随着现实生态环境的变化，各搜集要素都发生较大历史变迁：搜集主体的道德热忱逐步消逝，其搜集动力出现了内外部双重不足趋势，民意主体的公民精神和参与意识却不断增强，搜集渠道虽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但部分发生了功能失灵。这使得原有搜集机制受到严重挑战，一系列改革应对措施逐步出台。在主体要素层面进行“整党”、“扩源”和“保先”，巩固与重塑搜集主体的成员资格和能力素质；在客体要素层面逐步“转变”认识取向，“承认”民众参与表达权，并“吸纳”民意诉求；在中介要素层面则在“恢复”和“夯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开拓”和“创新”。

社会政策时代的宪法治理研究

王理万

2014, 33(4): 21-33.

摘要 ( 318 )

PDF (1387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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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政策的简单否定，而是社会政策与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并行方式。社会政策逐步从经济政策中独立出来，从强调市场化到对社会公平的倚重，标志着中国正在步入社会政策时代。在中国宪法中有大量的社会政策条款，这些条款构成了社会政策时代的宪法基础。在中国宪法制定过程中，关于社会政策的位置、时态、范围、主体和深度，出现了颇有意义的争论，这些争论对于理解宪法中的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宪法中的社会政策应依赖政治责任予以实现，并且为立法提供了裁量空间，通过立法逐步落实宪法中的社会政策，为基本权利的限制提供合宪性解释，缓和社会政策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的张力。此外，宪法中的社会政策可为政治与社会改革提供引导和规制，矫正改革的路径与方向，从而以宪法为基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在社会政策时代的宪法治理。

准司法审查模式下的逮捕必要性及其证明——从人权保障理念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

刘亚昌，王超

2014, 33(4): 34-41.

摘要 ( 328 )

PDF (1324KB) (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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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逮捕强制措施特殊的人身强制性以及犯罪追诉过程中侦查权可能的过分扩张，基于比例性原则，《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关于逮捕适用中的必要性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于逮捕必要性的内涵、社会危险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关系未予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疑难。加之，法律修改前后，虽然有学者提出“司法审查”或“准司法审查”模式，但其中缺乏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的讨论。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基础，明确社会危险性是逮捕必要性的逻辑前提，逮捕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价值考量，是逮捕适用中不可或缺的要件。逮捕必要性的认定过程，应当通过论证式的模式（证明）进行。以此为进路，逮捕必要性的具体证明应该在移送程序、审核程序、决定程序上加以规范，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准司法审查模式”。

心灵的纹理——骆一禾、海子情爱主题和孤独主题比较研究

西渡

2014, 33(4): 42-51.

摘要 ( 282 )

PDF (1349KB) ( 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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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一禾和海子被视为一对具有共同诗歌趣味和诗歌追求的诗人，其诗歌主题也多有重合。情爱主题和孤独主题在骆一禾和海子的诗歌书写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但其中体现的诗人的心灵向度却各不相同。在情爱主题上，骆一禾把情爱视为通向世界的桥梁，最终走向了宗教性的“无因之爱”；海子则把情爱视为一个封闭的天地，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之爱。在孤独主题上，骆一禾一开始把孤独视为反思的对象，相信人不止拥有一个灵魂；海子则一直沉溺于孤独的体验中，最终走向了石头似的自我封闭。体现在情爱主题和孤独主题上的这些深刻差异反映了两位诗人深层心灵构造的不同纹理，呈现了各自鲜明而难以混同的个性。

语言观脉络中的中国当代诗歌

李心释

2014, 33(4): 52-58.

摘要 ( 342 )

PDF (1320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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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奠定了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想的文学基础，２０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界的泛语言化氛围中的三条脉络，与重新发现的中国传统语言观一起，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与语言搏斗，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直至建立一种语言的发现观，表明当代诗歌已经完成语言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与人的循环关系，而当代诗歌中的语言有“他性的自主”倾向，表现为“语言的历险”，一方面创造出新的具有延展性或多维的映射性的隐喻形式，一方面也暴露出当代诗歌内在的虚弱，由此产生的诗歌“虚无化”应当警惕。

论周洪宇之陶行知研究的学术方法及贡献

刘大伟

2014, 33(4): 59-65.

摘要 ( 343 )

PDF (1311KB)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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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史中，华中师范大学的周洪宇先生不仅是第一部《陶行知全集》的主要编撰人员，同时还撰写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以陶行知研究为主题撰写硕士、博士论文的学者。他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广度、深度和持久度，覆盖了年谱、传记、学术史、海内外研究等多个范围，并涉及了文化学、心理史学、传播学等多种研究视角。周洪宇还强调学术研究的传承性，培养了数名以陶行知研究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学术史的角度为陶行知研究的传承留下了薪火。凭借他本人三十余年的坚持，已经建构起了上至顶层制度设计，下至教育实践操作的一整套陶行知研究与实践的体系与框架，为“陶行知学”的成型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借助口述访谈的形式，了解周洪宇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与心路历程，也为当代学术史体系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慕课”热潮重释：现实困境、行动逻辑与文化反思

孟庆宁

2014, 33(4): 66-71.

摘要 ( 305 )

PDF (1304KB) (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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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作为在线教育的延伸和拓展，代表着在线教育进入“２．０时代”，是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新进程。“慕课”一词最近在我国教育界频被提及，虽然出现时间很短，但它引领的风潮却声势浩大：国内一些重点大学不断提及“慕课”，并加入到慕课联盟中去；普通高校也对慕课跃跃欲试。在一片赞扬之声中，慕课风潮不断升温，因而审思“慕课”是什么，审思慕课引起如此风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弊端是什么更显必要。通过分析慕课风潮背后的行动逻辑：商业资本的推动、文化软霸权建立的推动、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及网络教学市场的需求等，我们认为归根结底，技术性工具无法带来高等教育真正的变革，本土教育机制生长点的缺乏难以回应全球化挑战，慕课风潮反映了我国教育界急于求变的心态。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根基

关锋

2014, 33(4): 72-78.

摘要 ( 317 )

PDF (1191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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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在维度之一，但在很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重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主要内蕴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很大程度上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早期异化劳动思想的推进与深化，它着重揭示了资本权力在微观生产过程领域实现对工人的控制、支配和剥夺。它为此吁求劳动者在劳动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个人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多维和谐，这和科学发展观内在地高度契合。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对于我们领悟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借鉴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同传统观念决裂思想的中国化

储著斌

2014, 33(4): 79-86.

摘要 ( 353 )

PDF (1323KB) (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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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首次阐发的“两个决裂”重要论断，成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和核心思想之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经历了从重视到漠视再到重新发掘的历史过程。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基本要求就是“两个决裂”原理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的运用与发展。经典作家关于“同传统观念决裂”思想中所指的“传统观念”，并不特指通常所理解的传统文化，而是指以往阶级社会中反映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同传统观念决裂思想，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胜旧世界的同时极力克服自身的缺陷，不断同与旧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行为习惯作斗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均强调要实现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既包括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指向合理对待外国文化，还要求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传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实现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指导，着力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在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变革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精神状态。

尹文子名学再论

蔡先金，赵海丽

2014, 33(4): 87-92.

摘要 ( 270 )

PDF (1374KB) (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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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在中国名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后人在其学术流派归属问题上有所争议，但是冠之以名家身份当无可非议。尹文子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形名有别、形以定名、名实互检、以名定事、名实相符、名正则分定等方面，同时又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毋庸置疑，尹文子的名学思想对名家理论体系的构成、内涵的丰富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战国时期“名辩”思潮中形成自身独立而有特色的景致。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尹文子名学的地位和价值，避免其遭受西方逻辑学的遮敝，从而令其光芒不灭。

民国初年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薛子燕

2014, 33(4): 93-98.

摘要 ( 355 )

PDF (1365KB)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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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和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儒学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失落，近代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康有为试图推动儒学宗教化由理论走向实践，重建儒学价值体系。这最终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孔教，被为共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民主与科学所取代；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原来的主导性儒学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寻求新的组织制度依托的努力中进行新的民族文化建设。

跳不出“美的本质”的怪圈——２０世纪新中国美学研究的局限与缺失之一

邱紫华，于涛

2014, 33(4): 99-104.

摘要 ( 241 )

PDF (1295KB)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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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２０世纪新中国美学研究的收获与局限缺失，对于２１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２０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呈反向发展的态势，其对立的分水岭是中国美学的“本质主义”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反本质主义”。新中国美学的重要收获是创建了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其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与缺失之一表现为始终围绕着“美的本质”转圈，导致研究视野狭隘，涉及领域狭窄，思想观念陈旧，研究方法单一和僵化，这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对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的评价。２１世纪中国美学急需发展的是各门类的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把“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方法同“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起来。

基于精细化ＫＡＮＯ和ＴＲＩＺ理论的展会服务品质提升研究——以第１１３届广交会为例

蔡礼彬，王琼

2014, 33(4): 105-116.

摘要 ( 314 )

PDF (1627KB) ( 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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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是一种服务产品，服务水平反映了其质量的高低。应用精细化ＫＡＮＯ二维品质模型对第１１３届广交会会展服务品质要素进行归类；通过重要度—满意度模型与改善系数，分析各项服务品质在参展商心中的重要度及满意度，进一步将服务品质要素划分到该模型的四个区域中，将服务品质要素中需要改善的要素进行排序。“展馆外停车空间”、“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参展商比例”、“展览场地周边有餐饮、住宿等服务设施”、“展馆内厕所、休息区等便利设施数量充足”的改善系数排名前五，且落于重要度—满意度模型的有待改善区域。根据ＴＲＩＺ原理中３９个参数进行转换，整理和匹配适用于会展业的矛盾参数，匹配出２３个会展服务属性，并采用原先ＴＲＩＺ矛盾矩阵中各方格中的数字，构建出适用于会展业的矛盾矩阵，有助于研究广交会在展馆外停车空间、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参展商比例、设施便利性服务品质提升的路径。

修辞造词的重新定位和分析模式构建

段曹林

2014, 33(4): 117-122.

摘要 ( 300 )

PDF (1308KB)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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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造词历来就是汉语词汇产生和演变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但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当下修辞造词及其相关研究的价值、水平和进展。修辞造词不仅是结果，更是根源和过程。探讨修辞造词的重新定位和分析模式的构建，不能不立足于修辞和词汇的实际关系。将修辞造词重新定位为一种造词法或一类造词行为，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其片面性，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重新定位，方能完整准确地揭示修辞造词的本质、规律和价值。基于这一新定位的修辞造词分析模式，有必要将立足于共时、静态和系统的修辞造词法分析和立足于历时、动态和个案的修辞现象词汇化分析彼此联结，互参互证。而对于修辞造词法的分析，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可采取“辞格＋非辞格”或“材料＋用法”的分析模式，并在运作中兼顾科学性与务实性。

鄂东方言的小称与主观小量

陈淑梅

2014, 33(4): 123-128.

摘要 ( 231 )

PDF (1308KB) ( 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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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的角度看，语言世界的量范畴有主观量和客观量之分，主观量指的是用一定的语法手段表达说话人对数量的一种主观评价，又分为“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汉语方言的小称是用各种语法手段表示事物小、数量少、时量短或动量小。因此，与“主观小量”有着密切的关系。鄂东方言的小称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儿”尾是表示小称的重要标记，不仅用在名词的后边表示小称，还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或短语的后边表示小称。重叠形式也是表示小称的重要手段：名词重叠后表示物体的三维空间量减小，具有小称的功能；动词“ＶＶ式儿”重叠形式表示“轻量”，也具有小称的功能。量词重叠具有量的离散性特征，离散性是将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分散的形式，自然与小称有关；形容词重叠表示程度的减弱，也具有小称的功能。鄂东方言的小称与主观小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对量的主观评价和认识。

《江汉学术》稿约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4, 33(4): 129-129.

摘要 ( 564 )

PDF (95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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