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4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4, 33(3): 2-4.

摘要 ( 340 )

PDF (488KB)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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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习性：延续或混乱？——Ｌ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蒋培，李明华

2014, 33(3): 5-11.

摘要 ( 292 )

PDF (1501KB)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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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个严重困扰人类自身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协调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布迪厄的场域—习性（惯习）理论的深入解读，可提出生态习性的概念。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习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外部条件与环境变化会影响生态习性的情状，反之，生态习性也具有自我调适能力来改变生态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考察，可知生态习性与生态环境处于动态平衡时的不同表现模式，有成功的延续模式也有混乱或消失的影响模式，在不同的表现模式下需要改变外部条件或调适生态习性来对其区别对待。

医疗保障制度：比较中的路径探索——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

汪金峰，申凯，张克泽

2014, 33(3): 12-16.

摘要 ( 284 )

PDF (1412KB) (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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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罗斯的医疗保障制度都继承于苏联的医疗保障制度，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俄罗斯和中国都对原有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改革，中国实现先试点再扩大的方式逐步推进改革，而俄罗斯采取的则是全面改革方式。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建立了全联邦统一的医保制度，可以在全联邦内进行合理有效的资源分配，而中国医保则呈碎片化，不利于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无法使医疗资源分配最大效益化，同时也无法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承销商：声誉为重还是利益为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ＩＰＯ抑价的证据

张俭，张玲红

2014, 33(3): 17-23.

摘要 ( 275 )

PDF (1453KB)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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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是承销商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利益亦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但在两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拥有“股东＋中介”双重身份的承销商究竟会以何者为重？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在中小板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可从ＩＰＯ抑价的角度探讨承销商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分析承销商在承销业务中的行为，我们发现承销商的声誉对ＩＰＯ抑价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数与ＩＰＯ抑价之间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明确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数对承销商声誉和ＩＰＯ抑价之间关系的影响，经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当承销商未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时，承销商声誉与ＩＰＯ抑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而一旦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股票，声誉则对ＩＰＯ抑价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承销商所拥有的双重身份会给其带来利益冲突问题，并且在面对该问题时承销商会更倾向于选择获得利益。

城商行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５３家城商行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模型

陈一洪

2014, 33(3): 24-31.

摘要 ( 363 )

PDF (1531KB)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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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国内５３家城商行相应数据可构建计算城商行经营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样本城商行总资产占当年城商行总资产的比重达到了７０％，样本商行分布于国内２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由此可得出影响城商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随着跨区域经营的大力推进、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深入以及资产质量控制的提升，国内城商行经营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改进趋势，第一大股东非国有股、引进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降低不良贷款率、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等均对城商行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论“功能配置”与“公众期待”的对位效应及其满足条件——基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工具激活的向度

王列生

2014, 33(3): 32-41.

摘要 ( 260 )

PDF (1468KB)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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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命题是现场倒逼力量反向驱动的积极社会后果。现场倒逼力量形成的问题根源之一，在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结构中服务工具程度不同的功能失灵。基于历史条件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给予“标准配置”的那些基本工具，就整体情况而言处于“去功能化”或者至少是工具功能远远低于设计标杆的实际运行状态，其被动结果是公众参与度、服务有效性或者工具运行效率等评价方式中不得不承认的“工具失灵”或“服务失效”。服务工具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疏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工具激活”这一命题的理论指涉与实践张力。就现实性极强的工具激活问题而言，思考的重要向度之一是如何实现功能配置与公众期待之间的对位效应、如何满足对位效应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

知识、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园区管理

胡慧源

2014, 33(3): 42-46.

摘要 ( 245 )

PDF (1467KB)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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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政府失灵的危险，以政府主导为外显形式的“政府干预”理论并不能作为文化产业园区管理制度有效性的理论依据。无论是计划的政府职能部门还是分散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决策本质上都离不开必需的知识（信息）的获取与利用，而知识的获取与利用是存在成本的。一方面是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信息失真成本，另一方面是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代理成本。由此，管理制度选择有效性的依据在于上述成本之和最小。以组织制度的知识逻辑为依据，构建文化产业园区管理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进步带动了园区组织模式向着内部“去粘性”化和边界虚拟化方向变化，由此改变了园区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成本与代理成本。为确保组织制度有效性，文化产业园区管理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

台湾当代诗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以“超现实”在台湾诗歌中的流变为例

郑慧如

2014, 33(3): 47-52.

摘要 ( 360 )

PDF (1428KB) (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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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当代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诠释力所涵盖的诗人群或诗潮相当程度地遮蔽了富于创造力与生命感却未必“与时俱进”的诗人个体。诗风或诗潮命名者的光环经常笼罩诗作的个别现象，时间久了，暂时性的权宜命名则鸠占鹊巢，变成恒常的指谓。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从名实问题入手，以洛夫为例，拈取具标杆性的超现实作品，可以讨论台湾当代诗中因诗潮而汇聚的诗风，并兼及因诗风涌现而累积的文学史议题———我们发现，洛夫在１９５０年代的《石室之死亡》，其“超现实”包裹着“事件的即兴演出”的“后现代诗”因子；１９８０年代之后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时代，洛夫的《漂木》，不但显现“政治议题与文本交欢”的后现代特质，也涌动着“浮动在现实之上”的“超现实”影子。于是命名的权宜性与固着性令人深思，其中牵涉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

颓败的田园梦——论李金发诗歌的乐园图景与残酷心理幻象

[美]米家路

2014, 33(3): 53-60.

摘要 ( 327 )

PDF (1432KB) (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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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是２０世纪文化统摄性的精神危机状态，而对“家园”的刻骨追索则是２０世纪世界诗歌的不懈主题。“还乡”意志与冲动催生了世界最优美的抒情诗以及诗人们对“乐园图景”的异质想象。这种“乐园幻象”对“中国象征主义之父”李金发来说尤为刻骨铭心，深深刻写在他早期的离散诗篇中。以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为例可侧重考察：早期中国诗人如何在“异乡”的自我放逐以及对“原乡”的乌托邦的幻化作为解救自我危机的策略；当这批带着现代西方文化对都市化和工业化的批判性否定态度的中国诗人在返回到一个完全别于西方社会的前现代化农业国家以后，其先觉意识或超前意识与本土现实情境的对峙性矛盾以及诗人如何为寻找其真正的精神家园而还乡并由此而产生的内在心理冲突。

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研究构想——以新疆地区为例

李海英，李现乐

2014, 33(3): 61-70.

摘要 ( 287 )

PDF (1527KB) (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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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语言规划多是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对语言生活的干预、管理以及对语言资源的配置，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当今社会，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家实力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语言的资源属性和战略价值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和政府的重视。本期集中刊发的两篇论文正是从语言战略的视角对国内外语言规划研究的梳理和思考。李海英、李现乐的《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研究构想》以新疆为例分析了边疆地区语言规划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较为系统地构建了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语言规划研究的整体框架，梳理了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研究的具体领域内容。刘芳的《语言战略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发展趋势研究》阐释了国际语言生活状况分析和国际语言规划发展趋势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上述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语言规划的理论内涵，扩大语言规划研究的领域范围，也将为语言规划与国家战略关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向。（本期栏目特约主持人：李现乐) 　摘　要：在当前强化国家安全的国情下，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而针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更具有典型性，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语言资源及语情调查和言语社区规划的理论分析等背景研究，是评估现行语言规划安全值的基础；通过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典型域的多角度实证研究，具体思路是找到语言规则与各安全领域的准确结合点，分领域进行个案实证研究，可以充分论证边疆地区语言规划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和机制，研究言语社区规划的国家安全导向标准，建立区域语言规划国家安全模型，进而为国家安全语言战略规划提供标准参照。

语言战略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国际语言生活状况的分析

刘芳

2014, 33(3): 71-76.

摘要 ( 292 )

PDF (1416KB) (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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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因此国际语言生活状况及国际语言规划近年来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深入系统的研究尚少。通过对近年来的国际语言生活状况进行监测及多维度系统分析，进而从语言战略视角探索国际语言规划的发展趋势是我国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现实需要，也是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必然要求。该研究在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一方面将促进语言战略理论研究的延伸及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科学发挥语言在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经济、传承文化、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异军突起到自我否弃——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

旷新年

2014, 33(3): 77-89.

摘要 ( 316 )

PDF (1565KB)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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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是欧洲文学史上曾经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是现代西方文艺思想的起源。五四时期，在个人发现、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创造社异军突起，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潮流，与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潮流构成了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形势。五四浪漫主义把情感、想象等视为文学的本质，强调文学与自发性、天才、灵感等特点的联系。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影响了整个五四一代作家。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创造社开始否定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１９２８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提倡新写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以现实主义为标帜，并且否定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尽管把浪漫主义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浪漫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实际上，在１９３０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

流行词语“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和语用功能

芜崧

2014, 33(3): 90-96.

摘要 ( 405 )

PDF (1442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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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本是一个古语词，源于战国时代，意谓“没有所说的”。此后大面积使用，凝固成了动词，意即“说（算）不上”或“不存在”。后传承至今，成了一个流行词语，作形容词用是其强势用法，是“不在意、满不在乎”的意思，具有单指、多指、任指、虚指、同指和偏指等语义指向。由其构成的句子有“单面”和“双面”两种用法，具有“评价”与选择、“淡化”与“自损”、“轻视”与凸显“话题焦点”等语用功能。动词“无所谓”是“谈不上、算不上”的意思，具有“否定”、“谦虚”和凸显对比焦点等语用功能。

试论汉魏之际幕府制度的变迁

杨鑫

2014, 33(3): 97-103.

摘要 ( 327 )

PDF (1496KB) (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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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制度在汉末魏初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幕府结构看，将军号的滥授使得依将军号而开府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开府”这样一个用以表示被授予者可以参照三公府的制度来设置僚属的称号也出现了。同时，幕府中大量新的职位被创制出来。其中参军一职经历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的发展过程，日后构成了幕府的主体。其二，从幕府性质看，首先，幕府转变为承担谋议、监察等多项事务的机构；其次，幕府在官员仕途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经过幕职而迁转的官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最后，幕府中的僚属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标示其个人身份的意义，与其具体职责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中国“老人自死习俗”相关历史记忆重释

徐永安

2014, 33(3): 104-109.

摘要 ( 325 )

PDF (1500KB)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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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文献记载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老人自死习俗”的各种形式，但已失去了解释性。一些老人自死习俗在汉代之后的文献中始终被置于道德批判的视角下，另一些经过象征性仪式与文化解释的改变而得以在官方与民间同时延续下来；在民间历史中则不同程度保留着有关习俗与解释性传说；无论在古代文献还是民间叙事中，这些事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性早已被割裂、打碎，甚至遗忘；借助经典人类学理论，针对文献记载和现实遗存，理清其演变的规律，还原其共同的文化本质，建立起内在的统一的解释，可导致对历史文献和现实认知两个层面的民族记忆的重新认识和改写。

近代殖民租借地商业组织的典型个案——以威海卫的商埠商会（１９１６—１９３０）为例

刘本森

2014, 33(3): 110-116.

摘要 ( 307 )

PDF (1440KB)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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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卫在１８９８—１９３０年是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商埠商会成立于１９１６年，该商会在英国的殖民下成立和发展，商会领导李翼之、谷铭训等人带领商会整顿商务、福商利贾，倡行公益、服务地方，参与政治、影响社会。这些似乎与其他商会没有区别，但是威海卫商埠商会在成长中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与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自身、社会、国家利益面前的抉择。而威海卫商埠商会作为一个存在于英国租借地内的近代商业组织，既有其作为近代商业组织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其地处殖民租借地的特殊性。

１９３０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基于《修正出版法》的分析

徐基中

2014, 33(3): 117-123.

摘要 ( 275 )

PDF (1452KB)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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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统制，要求新闻界必须服从政府的内外政策，言论记载要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但是，新闻界的救亡诉求与此相去甚远。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修正出版法》为新闻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该法在１９３５年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显示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紧张冲突的一面。随着国难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新闻界在国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暂时让渡了部分权利，二者的关系得以调适，这为１９３７年《修正出版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总之，从《修正出版法》可以烛照１９３０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 ——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陶建钟

2014, 33(3): 124-128.

摘要 ( 266 )

PDF (1410KB)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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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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