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0年第6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0, 39(6): 2-4.

摘要 ( 285 )

PDF (339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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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与建构：医学化与去医学化之争的再反思

薛媛媛，薛琪薪

2020, 39(6): 5-1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1

摘要 ( 433 )

PDF (1440KB)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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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最为深远的社会转型后果之一，医学化进程不断加快，无形之中渗入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由于医学化是一个双向进程，去医学化的呼声也愈演愈烈。通过对疾病的界定、归因和干预手段三个层面的理论性探讨，可以发现医学化与去医学化之争的背后是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理论范式的对垒，暗含截然不同的社会隐喻和实践悖论。医学问题的本质是关乎健康的社会福利，厘清概念背后的逻辑根源不仅有助于对这组概念的深入辨析，也将促进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理论范式融合在实践中的融合。在此基础上，探讨医学化的重新定位也将有利于探寻提升个体健康福利水平的可行之路。

大流动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生命历程

周永康，王荆川

2020, 39(6): 16-2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2

摘要 ( 391 )

PDF (1480KB) (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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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是国家高度重视的社会群体和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既有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大体可以归结为群体特征、城市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认同等四个面向。在此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人微观境遇与社会宏观环境相结合，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但成果仍然不多，且缺少对潜在社会变迁的关注。将个体化理论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围绕“自由、未知与责任”的分析框架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个体化趋势这一潜在社会变迁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互动关系，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为何要“自我奋斗”，以及如何进行“自我奋斗”两个研究问题，从而指出个体化趋势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中塑造了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未知前路和孤立无援的生活困境，使其不得不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自己保护自己，自己引导自己，从而成为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个人奋斗者”。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关系、困境和出路

李华俊，赵立新，余湛

2020, 39(6): 27-3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3

摘要 ( 457 )

PDF (1441KB) ( 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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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着紧密联系，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新做法。对于政府购买服务与职能转变的研究可分为历史性、空间性与制度性三个维度。在实践中存在着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低、政府监管不到位等共性问题；也存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缺乏互动性、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完全等同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和社会组织能力存在有限性阻碍政府职能转变步伐等个性问题。需进一步树立有限政府理念，认识到应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并树立政府职能转移外包意识；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沟通；对政府职能进行分类，明确界定可以转移的政府职能；同时，健全购买服务制度，引导和规范政府职能转变行为。

区域经济体发展差异如何影响上市企业创新绩效

刘大鹏，赵茂，徐海清

2020, 39(6): 36-4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4

摘要 ( 304 )

PDF (1431KB) (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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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国境内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创新驱动区域经济体、转型驱动区域经济体及效率驱动区域经济体，实证检验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区域经济体内A股上市企业的R&D投入、创新产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驱动区域经济体内的企业创新产出依赖于上一期的研发投入，其创新绩效也更依赖于创新产出所带来绩效的提升。转型驱动区域经济体内的企业同样依赖于创新产出带来盈利的增加，而效率驱动区域经济体内的企业盈利则依靠企业规模因素。此外，从企业成长角度来看，无论是何种类型经济体内的企业，都应重视企业规模大小和研发人员投入的多少，不过企业创新产出对创新驱动区域经济体内的企业成长性绩效也至关重要。

语言、贫困与语言多元主义陷阱——来自津巴布韦等国的语言政策经验证据

刘星

2020, 39(6): 47-5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5

摘要 ( 304 )

PDF (1535KB)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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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是中国与非洲的共同目标，也是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与前提。语言在扶贫、脱贫、减贫过程中的效应已得到多方证实。了解其他贫困落后地区的语言政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更好地理解语言、语言政策、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聚焦非洲国家津巴布韦，描述其语言格局、语言政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语言政策所面临的成本挑战、社会稳定性挑战、母语教育隐忧，可以得出：津巴布韦所奉行的“语言多元主义”的执行成本过高，对于社会稳定和教育水平提高可能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利用语言政策来进行扶贫的过程中，应该平衡好“语权”和“人权”的关系，警惕“形式化”和“低质量”母语教育陷阱，并尽快发展语言经济学研究，以更好发挥语言政策的积极作用。

论“语言减灾”在灾害治理中的必要性、可行性及途径

史维国，邵海艳

2020, 39(6): 57-6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30.001

摘要 ( 261 )

PDF (1538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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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大灾害的侵袭，在众多抗灾减灾手段中，语言是一个基础性因素，语言减灾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语言减灾的可行性源于语言与社会发展、语言与科技、语言与经济等的密切关系。通过对比21世纪以来我国三次重大灾害治理的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可以探索出利用好语言产品，开展多样化的语言宣传服务，建立语言应急机制，提高应急语言能力等语言减灾的有效途径。在疫情防控中，语言作为基础因素全程发挥重要作用，做好语言减灾工作，有助于遏制疫情蔓延，最终赢得疫情防控阻击战。语言减灾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利用语言进行减灾的过程中，要将语言因素和其他因素相结合，共同助力抗疫救灾。此外，开展社会应急语言能力等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从文本到剧场：当代女性诗歌的跨界实验

翟月琴

2020, 39(6): 67-7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7

摘要 ( 338 )

PDF (1473KB)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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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当代女性诗歌剧场蔚然成风，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线。2008年，周瓒与曹克非共同创办瓢虫剧社，一方面力图展现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另一方面则将女性创作的诗歌文本改编为舞台剧，与现代舞、实验音乐相结合，主要在剧场空间展开跨界实验。瓢虫剧社的剧场实践活动可归纳为姿与言的性别操演（《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2010）、由言入声的女性哀歌（《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2011）。除瓢虫剧社外，周瓒编剧、陈思安导演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2014）在跨艺术、跨性别方面另辟出路，拓出存意探境的性别超越之别样风景。三个案例各具特点，不仅勾连女性与社会的复杂关联，还探索女性诗歌文本在剧场空间的丰富表现力。这种由跨越到融合的新型艺术生态，为未来的女性诗歌剧场实践与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资源。

诗歌史的视野与生命感——以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为考察中心

简政珍

2020, 39(6): 77-8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8

摘要 ( 415 )

PDF (1446KB)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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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慧如的《台湾现代诗史》是迄今为止见解和说服力兼具、成就极高的一部台湾现代诗史。如此的成就跟下面几个因素有关。其一，这部诗史的焦点是诗质与诗艺，而非知名诗人。其二，以“诗作是否散文化”检视诗质，不论是知名诗人或一般诗人，都一视同仁。其三，以一百行以上而“不散文化”的长诗区隔焦点诗人与主要诗人，让读者“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优秀长诗”。其四，这本诗史对诗人的评价、对诗美学的阐述大都根据文本细读，而作者有卓越的文本阅读能力。其五，作者不时展现洞见，如对文字游戏诗作的认知，对超现实主义的体认，因此论述展现恢弘的格局，多有启发性。其六，根据“撰写说明”所述，作者几乎阅读了被讨论诗人的整体作品。

“记忆”的另类言说：莫迪亚诺作品的副文本解读

刘曦，宋学智

2020, 39(6): 86-9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09

摘要 ( 320 )

PDF (1531KB)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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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亚诺作品的“副文本”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作家“记忆的艺术”的有机构成部分。首先，他的作品标题具有多重象征意涵，通过有限的文字打开繁复的意义阐释空间；其次，作品副文本有效参与了作家独特的“自我虚构”叙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书写记忆的不确定性；此外，封面图像的“刺点”准确传递了记忆书写的主题，达成“语—图”之间的高度融合。副文本成为作家记忆书写的另一种言说方式，与“ 正文本”一道共同建构起莫迪亚诺独特的“ 记忆之场”。

后现代视域下教师知识权威的消解与重构

田友谊，张悦

2020, 39(6): 95-10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10

摘要 ( 406 )

PDF (1420KB)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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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对培养“完人”的否定、对知识建构性的赞同以及对师生平等互动关系的追求冲击了传统的教师知识权威，导致了教师知识权威的消解。具体表现为教师知识上位者形象被颠覆、教师知识话语权受限、教师的知识传递角色发生转变。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教师知识权威的重构需要重审并充实教师知识权威的内涵，提升教师自身的基础性素养、复合型专业素养，转变传统权威，重塑感召权威，完善法定权威，确保其他权威的共存，同时获得社会的支持；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和课堂话语权的绝对掌握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变革者和知识创新的建构者，从而真正实现教师知识权威的重构。

论日神精神在希腊雕塑中的具象显现

孙域钦

2020, 39(6): 104-11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11

摘要 ( 493 )

PDF (1733KB) (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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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神和酒神是希腊神话中的重要人物，由其衍生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也在不断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学艺术创作。通过解读尼采的美学作品《悲剧的诞生》，在分析尼采美学中日神和酒神这对核心概念基础上，探讨日神与酒神、日神精神的起源及发展；日神和酒神的概念在不同层次上所产生的冲突是不一样的，在艺术创作层次上，造型艺术是日神艺术，音乐则是酒神艺术；日神精神对古希腊雕塑的影响深远，希腊雕塑通过三维的艺术手段对日神精神展现非常充分，其中日神雕像是日神精神最具体、最形象的体现。

社会记忆与方志的文本书写——以明清时期《汉阳府志》编纂为中心的考察

刘玉堂，张帅奇

2020, 39(6): 113-12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12

摘要 ( 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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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是地方社会记忆书写的重要文本载体，其编纂具有因时而变的特征。明代中期，汉阳士绅文人编纂嘉靖府志虽体例欠备，却具有较大的话语自主空间与主体选择文本的权力。然明清易代以来，府志纂修为官方力量所操纵，撰写体例遵循中央统一标准，文本书写凸显社会道德训化，俨然成为国家试图控制地方社会舆论的政治性工具。与之同时形成的官员主导、士绅文人参与的纂修府志模式，不但是官绅一体建构社会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的重要方式，而且成为削弱士绅文人势力与国家控制地方权力空间的文化手段。

社会工程中的实践知识之意义与宿命——二元论视角下对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论析

高云红，郑中玉

2020, 39(6): 122-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6.013

摘要 ( 237 )

PDF (1412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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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程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景观，诸多学者分析了社会工程的问题与危害。作为一位重要的批评者，斯科特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工程的核心问题是忽视和压制地方性的实践知识，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导致实践知识不断衰落。遗憾的是，斯科特不适当地在国家与社会、专家和人民以及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等二元论基础上对实践知识展开分析。这种二元论虽然使得分析更加清晰而有力，但也让他的批评沦落为“简单化”地分析“简单化”视角下的社会工程。不确定性情境的持续存在，国家和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对“国家的视角”展开的抵抗都能够说明，需要超越二元论分析视角，避免过于简单化和类型化地分析实践知识的意义与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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