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目录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20, 37(5): 2-3.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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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20, 37(5): 4-4.

摘要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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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

张勇，刘爱莲

2020, 37(5): 5-13.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1

摘要 (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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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场景，科学阐释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效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提升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转化效果。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落脚点，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核心环节，努力实现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党通过自我革命的形式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中发挥着主体中介的作用，实现了两者间的双向互动。党的自我革命运用整体性思维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均衡关系，在发扬国家制度优势的同时，合理地推进国家治理的有序发展。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非自愿移民生计分化研究 — —基于浙江临海两个村庄的调查

徐波波

2020, 37(5): 14-23.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2

摘要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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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移民生计问题是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非自愿移民搬迁后，以“家” “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网络关系被打破，原有的生产与经营基础被削弱甚至被摧毁，非自愿移民的生计分化被重启并急剧变化。为保证最基本的生计安全，在迁入初期，非自愿移民生计行动偏好于实物性收益，其非正式关系网络也形成以血缘为主体的关系网络。在迁入的中期，非自愿移民更加注重并偏好于货币性收益，通过各种交往互动方式重构与拓展了以本地为中心的新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谋求更有价值的生计道路逐渐通畅，非自愿移民的贫富分化加剧。同时，乡村精英是非自愿移民避免陷入生活贫困“沼泽”的重要社会机制，构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合作性网络机制以及一个包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非自愿移民等社会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发展支持体系是实现非自愿移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社区治理中社工机构与居委会关系重构 — —以福州市的个案研究为例

陈凤兰，黎广彦

2020, 37(5): 24-33.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3

摘要 (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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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机构与居委会之间互补协作，建构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多元社会治理的理想类型。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居委会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后，分摊出宣传、服务和部分临时性任务让社工机构承担；社工机构因其非营利性、组织创新性以及弱专业性，在服务对象来源、服务资源以及成效宣传上依赖居委会，表现出“职能分摊-资源依赖”的“伙计”关系。 “伙计”关系是社工机构基于现实状况而做出的一种妥协，未来应该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实现。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多元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和博弈 ——以《卡斯特桥市长》中卖妻事件为视角

魏军梅

2020, 37(5): 34-43.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4

摘要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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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是人们研究当时法律现象的一个有效又有趣的途径。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所描述的卖妻事件，反映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解除婚姻关系方面多元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和博弈。民间习惯法规范对卖妻行为的认可体现出对传统合理的延续，以及对底层民众解除婚姻诉求的变通处理，国家正式法对卖妻行为的暧昧态度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无奈，维护神圣婚姻关系的宗教法对解除婚姻关系持基本的排拒态度和严格的限制规定。底层民众对习惯法婚姻法律规范的认同和选择不可避免地处在矛盾状态之中。社会的急剧转型加剧了多元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不同阶层人群对不同婚姻法律规范的认可和选择也体现出法律内在的阶级属性。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研究述评

李轩，李珮萍

2020, 37(5): 44-5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5

摘要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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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是 21 世纪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贸易模式，其将数字技术、互联网经济与国际贸易深度融合在一起，相比传统贸易模式有效地降低了国家间跨境贸易成本，扩大了需求空间，对于提升经济增长动力具有重大意义。研究通过整理多方文献研究中对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认为数字贸易是在信息自由流动的现代化经济中，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互联网信息平台为基础交互运行的国内外贸易活动。进一步运用比较分析法辨析了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区别，针对不同视角下对全球数字贸易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与评价。最后基于数字贸易的现有研究内容，结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数字贸易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为数字贸易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非效率”无形贸易壁垒对策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实证检验

徐雪颖，魏景赋

2020, 37(5): 58-72.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6

摘要 (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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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2013—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TFL）进行体系构建与指数测算，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工具，实证分析 TFL 及其一级指标作为贸易非效率项对中国与相关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具有差异性；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国的贸易额增长；贸易便利化的 4 个一级指标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的贡献度不同，并据此结论对如何削减“非效率”无形贸易壁垒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论企业的科技创新责任

张三元，彭歆格

2020, 37(5): 73-85.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7

摘要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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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科技创新是核心。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点，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衡量和评判一个企业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甚至是根本标准，其中，科技创新责任越来越居于关键或核心地位，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美好生活。但在实际工作中，科技创新责任不强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具体表现是：科技创新责任感不强，投入严重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甚至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伦理问题。克服这个短板，承担起科技创新、科技强国重任，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创新理念，用新发展理念引领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家勇于承担科技创新责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等，是企业履行科技创新责任的基本遵循。

城市发展比较优势——以民国时期武汉工业中心的嬗变为视角

刘岩岩

2020, 37(5): 86-93.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8

摘要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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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末民初，武汉凭借在交通、贸易和地理位置上的比较优势，一跃成为国内重要的工业中心，并获得“东方芝加哥”的美誉。但是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沿海地区的发展以及国内新的交通路线的变化、政治风云的影响等原因，武汉之前所具备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即便国内舆论和学界反复强调武汉作为工业中心的重要，但是因为之前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其工业中心的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嬗变。

铸造自由学术之魂——王星拱与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1933—1945 年）

李永，陈卓映

2020, 37(5): 94-104.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09

摘要 (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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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8 年受蔡元培委托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筹建至 1945 年卸任校长，王星拱服务国立武汉大学十七载。1933—1945 年掌校时期，正值抗战时期，作为早期创业者，王星拱不断推进初建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的发展；作为后期守业人，王星拱带领师生完成战时西迁，落脚乐山延续命脉。王星拱在办学过程中，通过推进大学学术建设，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贯彻学术自由观念，坚持四育并举主张，强调通专并重教育等举措，构筑了学术重镇，践行了教育救国，坚守了大学精神，塑造了完整人格，培育了济世英才。在王星拱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实力和声誉与日俱增，进而跻身民国著名高校前列。在这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之中，王星拱掌校办学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下大学“双一流”建设也带了诸多启示。

学术漂移的概念演进与理论脉络

冯典，陈蓉蓉

2020, 37(5): 105-114.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10

摘要 ( 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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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漂移这一概念出现至今已近百年，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理论热点，并被世界许多国家广为研究。从学术漂移的概念演进可以发现，其理论热度不仅与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相关，更与高等教育研究理论视角的不断推进相关。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理论工具，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学术漂移的概念演变以及背后的学术争论，以此展现学术漂移理论的生产、扩散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问题何以在其关照下得到更为有力的阐释。

“双一流”建设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生逻辑与路径构设

曾海春，龚洪

2020, 37(5): 115-123.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0.05.011

摘要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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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政策提出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和任务，俨然已成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载体。从“双一流”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征要素来看，强调中国特色发展目标、坚持立德树人任务和突出学生中心本位，由于受各高校师资力量、资源投入、地域特色等系统因素的影响，遇到的实践困境在宏观上呈现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政府与大学特定管控形态，中观上各级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特色弱显，微观上地方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端师资力量薄弱。为此，需要以顶层设计建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联动治理机制，以各类高校学科专业优势布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色发展进路，以协同平台缓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端师资瓶颈。

Abstracts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20, 37(5): 124-128.

摘要 ( 68 )

PDF (721KB)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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