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大还是法大这一核心争议，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对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作出历史唯物论的阐释，并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及核心要求的基础上，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回答了党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如何实现有机统一的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基本遵循。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预防措施，具有多重制度价值和功 能。我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评估制度突出的缺陷是缺乏程序性规制。未来我国应以现行制度的实体性规则为基础，完善支撑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实施的程序性规则，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借鉴域外有关个人隐私影响评估的程序和实施机制的经验，建议构建我国个人影响评估的程序制度和实施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新设第三方评估制度，完善评估方法以及程序，明晰评估基准，还需明确评估结果的提交、公开和监督制度以及当个人信息处理者对评估结果未予履行时的处置措施等。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整个制度都应完善程序法规制。

延安时期的政权建设是对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继承和发展。在执政理念的塑造上，延安时期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继承了巴黎公社的“公仆”思想；在建立民主政权上，延安时期和巴黎公社都坚持民主选举的原则，“三三制”是对“普选制”的进一步发展；在廉政建设方面，延安时期的许多做法是对巴黎公社的“限薪令”和消除一切特权的发展；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与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延安时期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其最终目标是不断提高农民获得感。基于此，本文 运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方法，从村干部素质、政策感知及政策参与的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路径。结果表明：村干部素质、政策感知、农民文化振兴参与均可直接对农民的政策获得感产生正向影响；此外，村干部素质和政策感知还可以通过农民文化振兴参与的中介作用对农民政策获得感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要想实现较高的农民获得感，首先，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村干部岗位胜任力。其次，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农民对乡村文化振兴认同。最后，坚持农民主体性，促进乡村文化内生性发展。

地域特色产品市场流动主要在于破解有限市场空间中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将此问题嵌入到社会经济场域之中进行审视，地域特色产品市场流动不纯粹是投入和产出的市场问题，也更不单纯是某一行动主体的主观期望和干预，而是国家、社会、市场及农户相互作用的过程。站在国家立场的驻村工作队员的逻辑在于防返贫及乡村振兴，建档立卡脱贫户的逻辑在于维系生计，市场经营者的逻辑在于获得更多经济收益。解构地域特色产品市场流动的社会建构事实可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为地域特色产品市场流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塑造了地域特色产品市场流动的目标，而市场流动则是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地域特色产品市场空间拓展的重要机制。在外在条件与内在要求双重作用下，乡村地域特色产品市场流动将作为巩固脱贫成果以及乡村振兴阶段较为重要的经济行动指向。

城乡融合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数字 经济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动力与新机遇。文章基于 2003—2020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资本配置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资本配置能力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两个关键路径。基于此，提出推进数字设施基础化建设、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发展数字生产力等政策建议。

研究以 2010—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高管激励和分析师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监督”机制为基础，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 Bootstrap 检验，实证分析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分析师关注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实施有效的高管薪酬、股权以及晋升激励的企业更加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会提高分析师对公司的关注程度；公司受到越多的分析师关注其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管激励机制越有效，分析师关注度越高，进而促进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信息披露透明度低的公司中更加凸显分析师的信息中介以及监督作用；当公司面临较高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程度减弱，股权激励正向影响程度增强。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激励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研究，对公司建立有效的高管激励措施并提高社会效益具有参考和启示 意义。

“十四五”时期武汉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具有强大的拉力，本研究主要从人才政策、 科教资源、区位和交通、文化与生态等维度进行分析，但是该市也面临对人才的一股无形的推力，本研究主要从薪资待遇、产业结构、人才政策吸引力等维度进行分析。通过运用推拉理论对武汉市人才强市战略的拉力和推力分析发现，人才对城市的选择并非仅仅是职业的选择，更是对生活质量的选择和未来生活的谋划。对人才而言，城市的选择成为了一个承载多种功能的集合体。最后，从提高人才的薪资待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迭代升级、增强人才政策的吸引力、多渠道培养和引进人才等方面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武汉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路径探索。

为了厘清学术界关于“教师信念”的诸多歧义和矛盾，更好地把握“教师信念”的内涵和结构，本研究对“教师信念”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通过类型学的方法将其分为三个范畴：情境化范畴、整体性范畴和个体完整性范畴。研究发现，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教师信念呈现为不同的内涵与结构，“教师信念”内涵和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了教师研究的发展趋势，还 与教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相关。为了完善新时代“教师信念”的内涵，我们不仅需要从不同学科文化的视角把握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还需要建立多元动态的观念来迎接智能化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同时，还要坚守文化自信，涵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文化价值内涵的教师信念体系。

考试型社会是考试在社会结构、政治生活、个人发展中占有重要甚至是关键性地 位，考试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当前社会由于考试使用的广泛化、考试控制的高强度、考试结果的高厉害性而呈现为考试型社会。在考试型社会中，学生成为考试化的存在，理性检视考试实践对学生自由的影响可以发现，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学生自由，显现出躯体自由被压抑、精神自由遭蚕食、心灵自由受遮蔽的现实困境。本研究认为可通过理性认识考试功能、审慎使用考试工具、激发学生主体自由三方面实现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