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目录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25, 4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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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的实践进路

肖京

2025, 42(3): 5-12.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1

摘要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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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紧紧围绕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核心问题，深入探索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明确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的总体思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二是要精准把握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定位，将民营经济促进法归入经济法部门，定位为民营经济领域的基本法；三是要准确提炼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理念，坚持促进发展、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基本理念；四是要科学构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度体系；五是要妥善处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外部关系。

“权责发生制”的预算监督价值：规范、法理及其完善

李琴英，周刚志

2025, 42(3): 13-19.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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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体系”，这不仅是对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24 年修正的《会计法》将第三章并入第二章，使得原本仅适用于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会计规则得以适用于所有单位；“新法”对原第十条和第二十五条所作的相应修改，也是权责发生制在政府会计核算中的体现。我国需要以修正版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通过《预算法》修订构建新型复式预算制度。

生态审美诠释：新时代我国生态法诠释体系建构的新视角——以康德审美批判理论为参照的分析

李远华

2025, 42(3): 20-26.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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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审美诠释是审美诠释在生态环境法学领域的体现和应用；生态审美诠释法学重点关注生态审美与法的诠释的有机结合，以审美视角去探寻生态法的诠释方式方法和理念思路。生态审美诠释缺位及其对生态法诠释体系的不利影响；生态审美诠释缺位造成生态法立法阐释难以自洽；生态审美诠释缺位造成生态环境执法、司法领域缺乏衡平性诠释原则；生态审美诠释缺位造成生态法学研究与教育领域诠释范式陈旧。根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将生态审美确立为生态法基本原则；将生态审美诠释引入司法；加强生态审美法诠释学研究与法律教育；加大对民众生态审美方面的法制宣传。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涌现及就绪度评价体系构建

王卫东，钟海艳

2025, 42(3): 27-3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4

摘要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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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着力点，二者具有逻辑耦合性和方向一致性。构建“新质乡村劳动对象 —新质乡村劳动工具—新质乡村劳动者”研究框架，分析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涌现情况，发现数字乡村的新质劳动对象包括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数字化和涉农数据资源，新质劳动工具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涉农移动应用、数字化生产技术和农业大数据，新质劳动者体现为劳动者素质、数字素养和社会保障。以此构建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就绪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22 个三级指标。通过厘清二者的耦合关系，并综合二者构建就绪度评价体系，有助于对数字乡村的建设和成效评价提供支持，为分析二者融合发展不足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和体系范式。

论法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阐释与框架设计

王雷

2025, 42(3): 38-46.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5

摘要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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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既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应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再创造，同时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的深度破解。由于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一定的显性缺陷，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科技风险需在法治框架内予以防控，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主体的形成离不开现代法治的涵养，这些因素促使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转轨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也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加快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法律规范体系，成为法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关切。然而，因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由技术、市场、人才、信息等多元要素耦合而成的新兴交叉性命题，这使新质生产力法律规范体系的框架设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二元化属性。为此，可从“内外协同，先内后外”的逻辑理路出发，系统勾勒有助于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与框架构造。

党内法规评估的实践挑战及其超越路径研究

庄德水

2025, 42(3): 47-54.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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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评估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对党内法规评估运行的综合分析，当前党内法规评估具有责任管理优势、评估考核优势和评估效能优势。与此同时，党内法规评估在自下而上、由内而外、要素整合等运行方面仍存在现实压力和挑战。从宏观上超越这些困境，应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推进党内法规评估模式的价值建构和党内法规评估 “供给侧制度改革”，从而实现党内法规评估自主性发展。

风腐同查同治的内在逻辑与推进策略

武振华，李硕

2025, 42(3): 55-62.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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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风腐同查同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应对反腐败斗争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重要举措，也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本方式。风腐同查同治的内在逻辑在于风腐问题的同源性、风腐问题的共生性和同查同治的综合效用。为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必须开展数字化监督、健全全周期查处机制、深化政治生态研判、强化源头预防体系以及完善长效保障机制。

数字技术赋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研究——基于三届廉洁创新奖案例库的分析

牛朝辉，何一笑

2025, 42(3): 63-72.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8

摘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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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国内首个廉洁治理领域的重要奖项——“中国廉洁创新奖”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数字技术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简称“三不腐”）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实现监督全覆盖、精准定位线索、提升反腐效率而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作用，通过提升制度刚性、增强公众监督、规范权力运行而扎牢“不能腐”的笼子，通过精准匹配教育需求、创新教育模式、借助多元平台传播廉洁文化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此外，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三不腐”理念、机构和机制的协同作用。据此，提出完善数据共享标准、提升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优化数据留痕监督机制、创新廉洁教育策略等措施，推动数字技术在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有效应用。

企业社保降费政策“放水养鱼”效应量化评级研究——基于湖北企业 2017—2022 年财务数据的追踪研究

杨波

2025, 42(3): 73-84.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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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 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企业社保降费政策，这些政策是否产生“放水养鱼”效应？即政府出台企业社保降费政策后，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减轻，社保缴费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开始增长并超过降费之前的水平。本文选择 312 家湖北企业作为样本，从“放水”和“养鱼”出发构建二元分析框架对企业社保降费“放水养鱼”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超过七成的样本企业产生了社保降费“放水养鱼”效应，样本企业社保降费“放水养鱼”效应总体上属于 “弱”级，大部分行业的过半数企业都产生了社保降费“放水养鱼”效应。总体而言，社保降费政策“放水养鱼”效应强度弱且起效慢，目前降费政策应长期坚持，但没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知识溢出与国家创新能力

刘浩杰

2025, 42(3): 85-9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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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能力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构成要素，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则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开放创新视角，选取 2007—2023 年全球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探讨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第一，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结论经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从作用机制看，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通过投资渠道知识溢出、贸易渠道知识溢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第三，分经济发展水平看，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性，在新兴经济体中，投资渠道和贸易渠道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而在发达经济体中，仅存在投资渠道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为此，应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装备及零部件进口，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培育和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中央文件视域中乡镇政府的职权变迁研究

杨刚，冯玉丽

2025, 42(3): 98-108.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11

摘要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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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基层政权，其职权转变直接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其职权该如何转变以适应乡村发展并支持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中央文件作为传达国家意志的重要形式和工具，在历次农村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乡镇职能调整和机构改革的重大制度节点和关键事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文件进行历时性分析，可将乡镇政府职权变迁划为政社分开、乡财县管、强镇扩权、全面深化改革等阶段。乡镇政府职权变迁以中央文件为导向，以转变职能为核心，动态调整职权设置，从牟利经营转向服务民生，进行渐进式变革并适应农村改革需要，这一演进逻辑揭示了乡镇政府职权变迁的内在理路与深层逻辑，也反映了文件治国的内在统一性与有效性。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乡镇政府应增强服务能力、调整政府结构和提升自主性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巩固政党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机制

郑博匀，陈义平

2025, 42(3): 109-118.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12

摘要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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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主体性建设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理解应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政治实践。“精神—组织—纪律”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治党的三条主线，由政党精神文化、政党组织文化、政党纪律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以“日用而不觉”的软性规约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态与大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巩固政党精神文化主体性应在理智动力构建上保持自主立场、在情感动力构建上凸显独特创造、在意志动力构建上强化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巩固政党组织文化主体性要从发展组织原则上的民主集中制文化、完善组织路线上的组织体系文化、传承组织生活上的组织行为文化、构建组织治理上的党内监督文化四个方面着眼。中国共产党巩固政党纪律文化主体性则需要强化党员纪律意识，保持政党纪律文化的严肃性；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夯实政党纪律文化的自觉性；推动党员造福于民，筑牢政党纪律文化的人民性。

广府典型文化元素的识别与分类——基于隐喻抽取技术的质性分析

施国新，朱煜荣

2025, 42(3): 119-128.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5.03.013

摘要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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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定文化自信背景下，如何运用文化元素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践行文化自信的重要表达方式，对地域文化元素的识别与分类成为区域文化开发的文化新基建。研究发现：广府文化元素可以归纳为理论型和应用型分类体系，理论型从符号学视角阐释其深层意义，呈现出“繁华”“包容”等广府文化形象，并划分五个类型；应用型分为活跃性和逻辑性两类。研究结论能更贴切地应用于文化产业开发设计，表达岭南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打造岭南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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