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4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4, 43(3): 2-4.

摘要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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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背景下大城市青年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7312名楼宇青年的研究

曹莹

2024, 43(3): 5-1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1

摘要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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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已在低位运行了近三十年，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极大。通过武汉市7312名楼宇青年的问卷调查，采用Logit模型显示：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大城市青年生育受社会支持力度不足、生育孩子的成本受家庭生活、文化形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是现阶段月收入在1.2—1.7万元青年，特别是体制内的“80后”女青年的生育行为最强。三是降低以子女教育和住房为代表的生育成本；提升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转变青年生育理念；通过职称晋升、杜绝畸形加班文化等方式提升青年工作稳定性均会显著提升青年的生育行为。基于以上实证结论及其他国家和城市所提出的提升生育率政策的相关措施及相应经验，可从树立新时代人口婚育观、提倡全生命周期生育政策、保障女性就业、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更适合中国大城市的对策和建议。

举家务工：农民进城过程中生计模式的选择与形成——基于X城中村的田野调研

任亮亮

2024, 43(3): 14-2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2

摘要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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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家庭化迁移是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举家务工作为农民家庭城镇化的一种生计模式，是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对“半工半耕”生计模式进一步优化的结果，属于农民家庭面对城镇化压力的自我调适，它以具有绵延性和伸缩性的家为单位，以家庭资源的代际整合为方式，以城中村为根基，以城市为目标，通过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家庭体面进城。基于X城中村的调研发现，城中村为农民家庭提供了充沛的就业机会、低成本的生活空间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举家务工型农民群体作为能动主体追求家庭完整的城镇化，从而与城中村作为城乡之间减压阀和中转站的功能相匹配。举家务工是农民家庭渐进性推进城镇化的实践选择，其形成得益于社区支持的城乡联结机制、一家多制的家庭再生产机制和复合资本的资源积累机制的作用发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举家务工作为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和能动性充分展现的一种城镇化实践，也面临着多种挑战。

生育率与人口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罗梦凡

2024, 43(3): 26-3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3

摘要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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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是国家基于对当前和未来人口增长判断而实施的政策，深受生育率的影响。中国、日本、印度、加纳和法国这几个国家的生育率变化和人口政策流变的案例研究，体现了生育率与人口政策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生育率的变化会刺激人口政策的调整，而人口政策也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两者呈现出双向关联的特点。具体而言，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作用明显而稳健，而刺激生育的人口政策与生育水平之间并没有一致性的正相关关系。理顺底层逻辑、尊重个体意识的人口政策对生育率有积极影响，而底层逻辑不通、模糊个人角色定位的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则不甚明显。这些结论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科学构建——兼评《科学技术进步法》

王华，张奔

2024, 43(3): 35-4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4

摘要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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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新形势下国家管理和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式。科学技术领域的立法对于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基础。结构主义视角将创新生态系统划分为行动者、活动、位置和链接关系四个维度（Actor-Active-Position-Link，AAPL），解构模型结构可以帮助厘清科技创新治理的系统性。科学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从行动者维度需鼓励发展“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采用“专业化服务机构”代替中介机构，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从活动维度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鼓励自由探索结合国家目标的原则；从位置维度提前加强伦理与安全审查，促进科学信息共享和协调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从链接维度基于优化创新要素链接，强化科技规划的预算工作，统筹建立科学数据库。

ChatGPT对法律的冲击及其应对策略

张夏恒

2024, 43(3): 45-5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5

摘要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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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是一种新事物，对它的理解要突破把它作为聊天软件的局限，而是作为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与人类智能交互的一种高级认知理解模式。ChatGPT受到热捧的同时，也会引发诸多法律问题，主要包括隐私泄露及数据滥用的法律风险、数据生成及使用的合规性风险、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侵权及合规风险。它对著作权也会带来很大的冲击，若不加以有效规制势必会影响ChatGPT的发展与应用。对此，监管机构与立法机构应实施相应的规制对策，包括构建全链路的监管机制，实行多元协同跨主体的规制措施，明确类ChatGPT模型的著作权规则。并且，还应客观认知ChatGPT的法律问题，需将之纳入《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规制范畴，同时更要加快人工智能立法工作，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以及开展普法教育等，以此来更好规制ChatGPT带来的法律问题。

海外投资环境争端解决之中国模式与优化

刘恩媛

2024, 43(3): 55-6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6

摘要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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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国涉外法治的不断完善，中国解决海外投资环境争端的模式已经从被动防守阶段发展到主动运用法律工具维护合法利益阶段。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政府不断优化国内立法，规范海外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中企在东道国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沟通，并努力通过当地法院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因环境问题产生的纠纷。在中国政府和海外投资企业共同努力下，中国在应对海外投资环境争端方面已形成“事先预防，协商为主和政府辅助”的争端解决中国模式。该争端解决模式虽然能够帮助中企解决大部分的争端，但也存在低效率、中国管辖权缺席等问题。在中国主导新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困难的情势下，中国应该积极行使域外管辖权，在商务部下设立海外投资项目申诉制度，促进“政府辅助”向“制度化的多方辅助”模式发展，以便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实现争端解决模式的优化。

重建神谱，以迎诸神：《〈山海经〉传》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黄家光

2024, 43(3): 64-7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7

摘要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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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写作中一直存在着如何“化古”的问题。或化“辞句”，或化“意象”“典故”，或“故事新编”。化古非为复古，而旨在应对今日之危机。宋琳新作《〈山海经〉传》通过诗写《山海经》，重建神谱的方式，回应诸神远遁时代的虚无主义危机。宋琳试图实现对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但这个传统不会自我显现，而是在与西方的对照中成就自身。不同于海德格尔在西方语境中提出的存在主义方案，《〈山海经〉传》重启中国“慎终追远”的传统，是以中国诗学方案应对全球性精神危机的一个尝试。

“绝然的距离”的外延、内涵及诗学要义——从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读入

刘洋

2024, 43(3): 71-7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8

摘要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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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李健吾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中提出一个颇为特别的说法，即“绝然的距离”。厘清“绝然的距离”的内涵，不仅对理解卞诗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理解北平“少数的前线诗人”的诗歌特征具有参鉴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一说法隐含了李健吾的诗学观，他从“最初新诗”谈起，回归到“诗之为诗”的“纯诗”中，强调其“感觉”的应用、“灵魂的充实”“内在的真实”三方面的内质。在“繁复的现代”语境中，李健吾所谓“繁复的情思”，能够将“时代”“人生”、自我的“灵魂”，完成艺术性融合，符合了1940年代“新诗现代化”中“现实、玄学、象征”的特点，这是“绝然的距离”的核心要义，也是李健吾诗学观的诗学要义。

边界的文化转向：基于不同学科的话语阐释

刘旺旺

2024, 43(3): 79-8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09

摘要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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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并未消弭，而是欲彰其文化意义。它在地理学中的叙事为：生存空间中的文化边界区隔、身份符号中的文化边界认同、地缘交往中的文化边界互动。它在政治学中的叙事为：民主发展中的文化边界诉求、权利行使中的文化边界规定、边疆安全中的文化戍边要求。它在经济学中的叙事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边界效应、区域合作中的文化边界划定、跨域协同中的文化边界形态。分析不同学科关于文化边界的叙事，彰显边界的文化转向，对于深化边界认知、丰富边界内涵、增强边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田代屋及其有田烧经营在近代上海的空间功能演变

李艳丽，张政君

2024, 43(3): 88-9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10

摘要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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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深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中日本作为东西方的“中介”发挥了重要作用。1868年长崎老铺田代屋在上海开设分号，这是上海最早期的日商，经营作为日本传统艺术代表的有田烧瓷器及杂货。日本最初的陶瓷是从中国引进的，至近代，有田烧带着日本的文化韵味来到了上海，这一“文化回流”不仅提供了工艺、艺术交融的途径示例，它在近代新兴上海都市空间的后续发展，更值得关注。通过田代屋的“窗口”，可探求田代屋及其有田烧经营在近代上海的空间功能演变，梳理明治日本对于上海、中国陶瓷业的考察及其为此做出的工艺技术、出口政策上的调整——因东洋货引发的中国抵制洋货、振兴工艺美术、掀起“国货潮”，其间田代屋起到了某些中日交流的作用。立足跨学科视域，研究以田代屋为代表的空间文化构成及其与文化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可对海派文化、海派工艺的域外影响研究提出新的视角与阐释。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时空分异与收敛机制

安博文，许培源，王东

2024, 43(3): 96-1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11

摘要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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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基于2012—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结合三阶段DEA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核密度估计法和空间收敛模型，探究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整体水平、区域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以及收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投入情况易受经费支配结构影响，剔除环境因素后创新效率有所下降，整个考察期内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时空非均衡特征明显，八大经济区间相对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经济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正向集聚效应，高技术产业的集群式发展有利于加快创新效率形成收敛态势，并且高技术产业发展表现出对地理距离联系的明显依赖性；市场规模、政府干预和市场开放度会显著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变动情况，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影响，各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区内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绿色信贷，高管创新意愿与企业创新持续性

刘家悦，余哲巍

2024, 43(3): 109-11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12

摘要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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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持续性是我国突破创新瓶颈、解决创新“卡脖子”难题的有效方式。采用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可考察绿色信贷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创新持续性。机制分析发现，高管创新意愿在绿色信贷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在竞争程度越激烈的市场中，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和更充分的地区劳动力供给也能强化绿色信贷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检验了企业高管具有创新意愿的重要性，也印证了市场竞争在企业创新持续性中的关键性作用。

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的“复调现场”及其史述重构

刘凯

2024, 43(3): 118-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4.03.013

摘要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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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以来，本土电影报刊的繁荣，使得早期电影批评在批评主体、批评观念和批评内容上呈现为一种“复调现场”。批评主体往往兼具通俗文人、报刊编辑、电影从业者、普通观众等多种复调性身份；批评观念上则将电影艺术视为市场产品、媒介工具与文化载体，表现出不同的批评侧重点；批评内容上散点聚焦，涉及电影艺术从生产到传播的各个类别，呈现了“众声喧哗”式的批评现场和文化景观。形成这种“复调现场”的直接原因是晚清民国以来“知识人”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带来的多样化的批评主体，也与这一时期的勃兴的传播媒介如报刊载体关系密切。运用跨学科理论观点阐释中国早期电影批评历史现场，从“历史的电影批评研究”转向“电影批评的历史研究”的史述重构，是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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