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0年第3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0, 39(3): 2-4.

摘要 ( 443 )

PDF (337KB)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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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2019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张凯成

2020, 39(3): 5-1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1

摘要 ( 408 )

PDF (1430KB)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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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 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诗史写作中重视“问题意识”，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呈现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诸种诗学问题的探究中自觉运用了“新诗史”的理论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固有新诗史叙述的反驳、诗学现象的探察，以及新诗的形式建构、新诗史讲述的“片论”方式等层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新诗“历史化”研究的议题。

巫师、史官与建筑师——论叶辉诗中的物象与抒情主体

李倩冉

2020, 39(3): 13-2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2

摘要 ( 357 )

PDF (1385KB)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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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辉的诗以语言的简洁凝练和对日常物象隐秘性的发现著称。在他19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诗歌中，抒情主体语调渐趋笃定，“真理在握”如占卜的巫师，而想象力的延展也由灵光乍现稳固为对万物生灭规律的揭示，形成了愈发熟稔的风格。近年来，叶辉尝试突围，在诗中引入现实试触、历史重构与地理空间拓展，这一新变也为抒情主体带来了姿态的位移和情绪的流露。此外，对世事的洞悉、对过度知识化的警惕以及意象与关联词之间的巧妙联结，都为叶辉的轻盈诗风增加了内在硬度，对当下诗歌创作中浅白和繁复的两极均构成启迪。

“新治理”理念下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执行

范方春，吴湘玲

2020, 39(3): 22-3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3

摘要 ( 285 )

PDF (1591KB) ( 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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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成为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思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失衡等现实问题，“新治理”理论以其聚焦政策工具分析的“操作化”取向，为理论探讨与回应提供了一个颇具适切性的切入视角。以湖北省X市为例，可借由“新治理”理论管窥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丰富现实。湖北省X市在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中综合运用了直接政府、拨款、政府企业和购买服务合同等多种政策工具，在X市三个不同的县级行政区域，政策工具的类型选择和组合模式又有所不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的具体模式形态，其中既有“科层治理”的最大现实，也有“治理”理念的广泛影响和个人性的“自主努力”，政策资源“差序格局”的现实和执行主体利益损益的考量则构成了理解模式分野的两条具体线索。

过渡型城中村的矛盾内部化与治理困境

卢青青

2020, 39(3): 33-4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4

摘要 ( 348 )

PDF (1384KB)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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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中村问题放置在村民自治视角，探究过渡型城中村围绕利益分配展开的集体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困境。在边缘性兜底区位中，城中村改造处于搁置过渡期，由此带来利益矛盾的内部集聚。依附性乡村关系带来矛盾的内部转移，利益显性化的冲击与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村级组织进而从生产转向分配，被成员权福利依赖所绑架的分配型村级组织与博弈期变动分配规则的张力导致矛盾的内部循环。矛盾的内部化不断激发私人利益的攫取，冲击集体组织的公共性，导致村级治理失序与治理的内卷化，但在维稳压力与改造预期下，村级组织只能维持底线治理。城中村问题通常是城市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村级组织内部利益矛盾的平衡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过渡型城中村内部复杂机制的梳理，可以为城中村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参考。

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

梅正午，孙玉栋

2020, 39(3): 42-5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5

摘要 ( 217 )

PDF (1512KB) (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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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调查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可了解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并通过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的关系。财政透明度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知有显著影响，两者之间呈正U 型关系；当财政透明度低于55.17时，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会降低公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当财政透明度大于55.17时，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会增加公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受教育程度对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财政透明度对不同地区公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言，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呈显著的正U 型关系，对西部地区而言，这一正U型关系则不显著；财政透明度对不同群体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对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一正U型关系则不显著。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邹维

2020, 39(3): 53-6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6

摘要 ( 268 )

PDF (1374KB)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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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机制的完善及风险防控

任胜洪，陈倩芸

2020, 39(3): 62-6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7

摘要 ( 297 )

PDF (1360KB)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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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作为乡村教师补充的重要机制，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时代呼吁，更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发诉求。然而，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机制存在供给侧、需求侧及定向师范生三维风险，具体表现为“下不去”“留不住”和“无发展”等可能。因此，首先需要基于乡村学校需求精准打造乡村全科教师，降低供给侧产品“下不去”的风险；其次，用足政策红利激励定向师范生，降低需求侧“留不住”的风险；再次，拓展定向师范生的职业发展空间，降低其“无发展”的风险。

新时代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三重维度

王振民

2020, 39(3): 69-7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8

摘要 ( 232 )

PDF (1368KB) (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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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回到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原像”，也不仅仅是为了反击毛泽东哲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还在于希望通过探究其在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出场路径，赋予其时代价值，激活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为解决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而又复杂艰巨的历史使命提供理论支援和指导。从文献学维度强化“碎片化”研究，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域，有助于重新勾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生成历史，甚至对重新评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也大有裨益。从方法论维度善于以西为鉴又以西为戒，在对其方法论的理论假设、内核的反思基础上积极进行创新性运用，有助于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进一步挖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从价值维度深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生成的世界历史背景、本质特征和哲学思想的研究，勾画更为丰满、客观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肖像，进而观照当代所面临的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应有之意。

新中国70年党对文化战略地位认识的历史演进

李小波，陈翠芳

2020, 39(3): 77-8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09

摘要 ( 328 )

PDF (1424KB)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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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变迁，历经四个阶段：文化从属于政治阶段；文化与经济并行发展阶段；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协同发展阶段；文化上升为国家软实力阶段。这种历史性演变，充分说明了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日益成熟，也使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理论的认识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探索文化发展规律，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贫困农民发展权法律保障现状成因及策略重构——以精准扶贫实地调研为进路

梁岩妍，张媛

2020, 39(3): 88-9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10

摘要 ( 234 )

PDF (1451KB) (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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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贫困的重要成因之一是权利保障的缺失。针对当前部分农民贫困的现状，我国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然而，贫困农民政治参与度依然较低，缺乏经济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城乡统筹不力，农民发展权相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对H省X县200户贫困农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疾病是当前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子女上学以及年老无劳动力亦是致贫两大重要因素。保障贫困农民发展权，实现农民精准脱贫，政府首先应充分发挥服务和管理职能，主动承担责任；其次，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建设，引导农民提高自身发展意识，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后，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进行专门立法，走出一条特色脱贫之路。

行政法治建设中程序违法类型化探究——以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为分析视角

曾哲，郑兴华

2020, 39(3): 98-10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11

摘要 ( 234 )

PDF (1374KB)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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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对规范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典这一背景之下。虽然关于保证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方面，《行政诉讼法》有比较完善的规定，但是在行政程序违法的基本类型和处理方式以及责任机制等方面仍然缺乏系统且完整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对待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问题，必须在行政法治语境下探讨，以是否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存在利害关系为逻辑起点进行考究，根据程序违法程度的差异性具体地进行类型化分析，进而寻求不同裁判类型之诉讼规范化路径，最终充分实现权利保障之内涵。

新世纪中国儿童校园小说的多维透视与前瞻

山丹，侯颖

2020, 39(3): 108-11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12

摘要 ( 214 )

PDF (1375KB) ( 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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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校园生活是儿童小说中的重要题材。校园空间浓缩了儿童生命形态，能够集中表现儿童的生活现状、情感困惑与生存真实。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不断延伸题材意蕴的界域，这不仅表现在创作形式和表达手法的改变，还体现在对儿童主体的内化追寻。与建国期儿童小说所呈现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不同，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在价值认同方面呈现出丰富性，而商品化时代也带来了儿童校园小说审美追求的新质。客观而言，儿童校园小说与儿童读者的情感交流依然缺乏打破壁垒的真实，在面对童年生存问题时的价值判断忽略了儿童的声音，在走进儿童阅读审美空间时缺乏恰当的满足。作家也许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儿童的思维模式中，但通过对“儿童本位”的坚守，成人与儿童仍可以实现精神世界的共鸣。

我国品牌创意命名困境与创新性策略探究

刘冬雪，彭爽

2020, 39(3): 116-12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13

摘要 ( 236 )

PDF (1429KB) ( 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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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不仅是企业经营者思想理念的外化，也是时代文化的发展体现。品牌名称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营销策略之一，一个恰切新颖的命名能够成为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品牌数量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品牌命名走入了“古”“偏”“假”“怪”的歧路。品牌名称的不规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文化素质、文化氛围、审美文化水平、法制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品牌命名出现的问题，需从社会、语言、民族文化等方面加以解决，遵循现代汉语的语言规则，加大语言文字规范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语言文字部门和有关监察部门人员的文化素质，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强调但不限于本民族文化，在因地制宜的同时又与民族文化相得益彰，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吕坤思想的荀学理路探析

张泰

2020, 39(3): 123-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3.014

摘要 ( 233 )

PDF (1363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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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随着启蒙思想的萌生，士人开始注意并接受荀子的思想。吕坤与荀子在思想理路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对“道”的认知上，他们都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本原则，圣人对道不专私。在社会政治层面，儒者应当以圣人之理为宗，注重经世与社会事功，治国要讲究礼法并用。吕坤的这种社会政治观建立在“任自然”与“夺自然”的天人关系上，与荀子的“天人相分”与“制天命而用之”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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