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9年第5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9, 38(5): 2-4.

摘要 ( 251 )

PDF (343KB)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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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贺璇

2019, 38(5): 5-1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1

摘要 ( 392 )

PDF (1427KB)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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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城市养老意愿与代际家庭结构——基于深圳市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胡冬梅，冯晓敏

2019, 38(5): 14-2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2

摘要 ( 479 )

PDF (1419KB) (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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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可考察我国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不同代际家庭结构对养老意愿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年龄在55岁以上、身体状况较好、在深圳若干主要社区能自由外出活动的老年人为采访对象，进行逐个访谈，共收集到1000 份问卷。以此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老年人的养老金越多，越倾向于机构养老；子女个数越多，老年人去养老院的意愿越弱；儿子个数的边际影响比女儿高。进一步考虑代际家庭结构后，发现养老金对于少子家庭的影响高于多子家庭；少子家庭中与孩子见面频繁、甚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而多子家庭中与子女关系不睦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的社会资本困境与培育研究

王成，周玉萍

2019, 38(5): 25-3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3

摘要 ( 465 )

PDF (1474KB) (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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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和与老年人需求充分契合等特质，其要求社会组织是生产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活力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社会资本形塑社会组织。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对社会资本的关注需要超越社会组织自身，考察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网络、规范以及信任。在案例考察中发现，现阶段居家养老服务供给领域社会资本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基础与样态，但仍有诸多不足：关系网络密度低且形态不成熟，显性规范不足且隐性规范羁绊，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信任亟待提升。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以激活社会资本，以外在制度优化多元主体间关系，并构建积极正向的内在制度。

论民族志电影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必要性

陈学礼

2019, 38(5): 35-4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4

摘要 ( 541 )

PDF (1456KB)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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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和剪辑过程中，有的制作者愿意让自己的影像和声音出现在影片中，可是有的制作者采取拒绝进入自己影片的态度和立场。制作者应该在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时间点、合适的关系状态下进入到自己的影片中。理由有三：作为文化解释之媒介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呈现制作者和摄像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和刺激结果；民族志电影作为文化解释的证据时，只有呈现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场景，影片才具有作为证据该有的可信赖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结果的民族志电影，理应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演进的过程，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场景。当然，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应该把握合适的“度”，不要为了进入自己的影片而在形式上“进入”。因为民族志电影应该是作为“人”的制作者，和作为“人”的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尊重、共同建构的一个人工产品。

中国新世纪电影的叙事问题及分治策略

濮波

2019, 38(5): 44-5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5

摘要 ( 441 )

PDF (1428KB) ( 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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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电影的叙事本身是一个随着语境和层次浮动的问题域。针对中国电影目前的叙事和诗学问题，可从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两个方向来分门别类地谈论和分析。这两个问题具有不同的问题指向性和解决办法以及各自的等级性。在电影的商业性层面上，须解决电影中的文化和接受问题，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关系，处理好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接受美学意识；需要精心提升电影叙事技术和叙事谋略。在电影的艺术性层面上，则要对电影诗学进行建构，并形成中国电影情节信码模式，坚守伦理底线。这样建立一种思考问题域和解决方式之网络，意在为“从何种层次上谈论中国电影的叙事是合法的”这个问题澄清话语关系，做到研讨中国电影叙事的客观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调查研究为科学依据

黄海涛，任仕暄

2019, 38(5): 53-6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6

摘要 ( 437 )

PDF (1416KB) (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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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工作作风，也是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的工作方法，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调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创新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当前，我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要在正确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体用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李娉

2019, 38(5): 62-6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7

摘要 ( 340 )

PDF (1401KB)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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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讨论文化建设的一对重要范畴，在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中得到了延用，先后有学者提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马魂、中体、西用”论等主张。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体”一直未曾真正确立，导致上述主张始终停留在方向性、原则性、策略性的言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确立了新的“体”，使中国的文化建设有了落脚点和着力点。“明体达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这要求我们既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准确而深刻的解读，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于中国社会。

诗歌语言中“声、音、韵、律”关系的符号学考辨

李心释

2019, 38(5): 69-7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8

摘要 ( 675 )

PDF (1436KB) (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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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语言研究中普遍存在两个层次、四个要素之间的混淆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声与音、韵与律的混淆，第二个层次是声音与韵律的混淆。在符号学上，声与音原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诗歌语言的语音兼备表情功能而使两者混同；韵与律原是分属语言与音乐，诗与歌的原始结盟使语言在音乐的影响下形成纯形式的格律，韵与律自此难解难分，并演化为格律。在新、旧诗更替中，韵律或格律的去留问题成为焦点，诗歌整体声音问题被狭化为格律问题，而中外诗歌写作史上声音与格律一直是两个平行的话题。现代诗放逐格律，但没有放逐诗歌的声音，反而释放了诗歌声音的潜能，在声音语象的创造上与中外诗歌传统一脉相承。

论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钟世华

2019, 38(5): 76-8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09

摘要 ( 311 )

PDF (1416KB)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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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在韦其麟长期的叙事诗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得因于不同时期创作语境的相异，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进而表现出了不断“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由最初的民族性表达中的壮族女性，转向了现实性话语中的革命女性，在新时期则呈现为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这种“变迁”一方面反映出了韦其麟创作的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其创作观念与创作策略的演变与调整。

FDI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陈东景，彭明铭，刘瑞超

2019, 38(5): 84-9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10

摘要 ( 366 )

PDF (1464KB)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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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法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定量分析了FDI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产业结构升级水平、FDI与环境规制三者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还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二，FDI与环境规制均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三，经济增长、产业规模、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税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影响。

无效死因鉴定引发的二审处理模式辨析

刘文斌，孟健

2019, 38(5): 94-10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11

摘要 ( 274 )

PDF (1481KB)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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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审中发现的死因鉴定无效问题，存在另行委托鉴定机构的“直接修正”与发回重审的“间接修正”两种处理模式。“直接修正”模式决策依据涉及法条适用技术、绩效考核、经验规律以及办案外围环境等因素。“间接修正”模式的主要价值追求涉及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精准司法等。依据三线原理，行之有效的司法举措应兼顾道德底线与理想上线，在双线约束中寻求旨在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相对合理“中线”。为此，应理性对待“群众呼声”，提防法律问题泛政治化；尊重司法规律，优化绩效考核。承办人员既要善于直接引用法条，又要勇于巧用法理进行补充式创新；既要重视规律、经验与技巧，在待查事实与认知终端之间架设“快车道”，又要防止思维定势。在可能导致死刑适用的故意杀人案件办理态度方面，办案机关与人员应当满足被追诉人对死因鉴定审查环节的参与权和质证权，在突出优先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前提下，兼顾审判效率稳步提升。

现代戏剧中的“恋母情结”与伦理身份认同危机——易卜生《野鸭》中格瑞格斯形象新探

邹建军，刘洁

2019, 38(5): 107-11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12

摘要 ( 616 )

PDF (1398KB)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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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鸭》是“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后期创作的首部象征剧。在这部剧中，作者围绕中心意象“野鸭”展现了诸多人物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问题。主人公格瑞格斯因为扭曲心理而产生了“恋母情结”，正是这种伦理规则失范，导致格瑞格斯选择以阉割家庭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对伦理重构的期待，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格瑞格斯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伦理主义者，他以虚伪的道德伦理来要求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最终沉沦为邪恶力量的代表。易卜生通过一个无辜少女的死亡来表达自己的伦理焦虑，告诫人们只有怀有人生的真诚，维持家庭的和谐状态,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正常的伦理结构关系。

当代诗歌文本的嬗变及审美发现

许陈颖

2019, 38(5): 114-11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13

摘要 ( 306 )

PDF (1404KB)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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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的文化语境、诗歌美学与人生体验灌注于海洋中，用直觉去抓取形象，通过崭新的意象来说话，构成了汤养宗海洋诗的内在文化视野。汤养宗的现代口语写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常口语，而是经过精心打磨，使其诗歌在新的生长点上获得有效的自身秩序，并通过与身体细节的诗学交换，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诗歌语言。通过独特的审美眼光与心灵表现力，他把日常生活中那些毫无诗意的事物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复杂叙述的文本呈现，从而敞开了诗歌写作的文本可能。在其诗学想象力下，汤养宗突破二维时间的局限，在“身体”“时间”“现实事物”三者之间拓展文本的多维空间，实现从历史纵深性返回身体的第一现场写作，其创建的诗歌文本在客观与真实的基础上，获得了重新言说的方向。

论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及生成机制——以“你不知道”为考察对象

吉晖

2019, 38(5): 120-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5.014

摘要 ( 311 )

PDF (1413KB)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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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语使用中，“你不知道”从主谓结构逐步演化为话语标记。话语标记“你不知道”的句法位置相对灵活，一般位于句首，也可位于句中，句末标记相对较少。句法位置不同，语用功能也存在差异。“你不知道”的语用功能主要表现为话轮转接和话轮延续两个方面，其中引入新信息、提醒强调及表情功能是其核心功能。“你不知道”存在多种语用变体及称呼伴随现象。“你不知道”经历了一个从实到虚、不断语法化的过程，其语义演化轨迹表现为：“不了解、不认识”义——提醒注意功能——表情（态度、情感）功能。紧邻句法环境的影响、重新分析及主观化认知等因素是“你不知道”语法化的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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