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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3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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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学术》2019年第2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9, 38(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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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评价
社会学
开放与包容:落脚城市人口政策的价值指引
陈 鹏
2019, 38(2): 5-12.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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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浪潮的启动裹挟着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边缘空间是他们的落脚之所。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集聚相当数量的人才,城市是人才的创业空间。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的人口政策陷入了对立的两端,在对部分低收入外来群体及其居住空间进行清理和整治的同时,通过各种落户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抢夺人才。排斥性的人口政策,导致完整的城市经济生态链被打破、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加大、人才被一定程度浪费、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社会整合难度加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是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尊重市场而非权力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制定城市人口政策的基本准则。开放而非封闭、包容而非排斥,应成为落脚城市人口政策的价值指引。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方长春
2019, 38(2): 13-1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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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评价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
贫困治理的包容性金融路径
高传胜,李 华
2019, 38(2): 19-2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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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评价
世界日益追求包容性发展,中国则再次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为了增强脱贫效果,必须进一步完善贫困治理路径。贫困成因多源性、类型差异性决定了政策诉求的多样性。金融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媒介,为更好地响应多元化政策诉求,需要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发展包容性金融,不仅有助于贫困分类治理,还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部门的协同治理功用。这样,既有利于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多元化帮扶方式激发受助者的积极性、责任感,又能规避无偿给付型扶贫助困方式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等问题。针对现存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切实推进“放管服”综合改革,加快包容性金融发展,进而为贫困分类协同治理创造更有利条件。
教育部名栏_现当代诗学研究
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录音实录
米家路,杨小滨,盛艳,等
2019, 38(2): 28-35.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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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2日,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的专项工程之一,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办的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暨《群像之魅:“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作家出版社、北京文艺杂志社、台湾政治大学的专家、学者和诗人以及主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仪式。颁奖嘉宾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颁发给了米家路、杨小滨、盛艳等三位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的三批数十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新诗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其学术性、开放性、引领性和公益性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誉。
论新诗批评中的价值判断
李文钢
2019, 38(2): 36-43.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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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评价
文学批评不可能与价值判断相分离,其目的并非充当终审法官,而是通过发掘文学现实中值得珍视的价值,启迪更好的文学未来。当前的新诗批评,在价值判断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集中体现于四个问题:回避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与社会文化和大众的分离;价值判断的标准不明晰;对诗歌本体文学价值的忽视。但诗歌评论中的价值判断必不可少,当代诗歌批评家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方式,沉默法、点将法、阐释法、挑刺法是其中的典型,它们各具特色又各有其局限。在诗歌批评中充分发挥价值判断的作用,应重视其四种基本属性:建构性、关系性、理据性、历史性。当代诗歌界的很多论争,皆由价值判断的冲突而起。正确认识价值判断的含义及可能,积极发挥价值判断的建设性作用,必将对营造健康的新诗发展氛围有所助益。
“走向未来”:1980年代诗人的文化姿态——以骆一禾为个案
吴 昊
2019, 38(2): 44-5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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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评价
1980年代诗人在创作中呈现出的较为明显的文化姿态之一是“走向未来”,这种文化姿态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语境不无关联。就代表性诗人骆一禾而言,其诗歌写作立足于1980年代的文化现状,对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批判。在骆一禾看来,农耕文明的“河流”必然要汇入更为开阔的“大海”,才能使中国文化得到更长足的发展。对于1980年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负面现象,骆一禾在诗中也有清醒的认识与反思。骆一禾还认为,他们这一代诗人注定要充当诗歌“修远”之路上的“先锋”,为新一代诗人起领航与奠基作用,体现出1980年代诗人的社会责任感。
法律专栏_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视域与新话语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类型研究——基于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分析
谭 波
2019, 38(2): 52-5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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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协同适用程度,是决定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建设进度的重要指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存在对应关系,但重要问题还是在于两者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其中衔接包括主体限缩后的衔接与监督处理措施上的衔接;协调则存在于同类情况不同表述方面的协调以及同一问题相关规定方面的协调。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衔接与协调的映射关系,注重协调目标趋同而非盲目求同,以制度创新解决特别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中国司法职业道德建设的人性考察——以制度和道德的辩证关系为视角
曹志瑜
2019, 38(2): 58-64.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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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中国既定的治国基本方略,是中国近百年来顺应世界潮流、向更高社会形态迈进的一种政治选择。长期以来,对于法治进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学界习惯将其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制度,忽视了根源于人性的制度和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高度物质化和商品化价值观的冲击下,法治表现出制度和道德之间关系不平衡的状况,凸显了以公正为底线的现代道德基础的孱弱性。继而,作为制度和道德在司法职业语境下的具体化,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就是建立保障司法机关依法履职的制度体系,然而也表现出司法制度和司法职业道德之间关系的殊离。司法存在制度体系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的问题,两者不可偏废。司法职业道德能够弥补司法制度的不足,指导、评价和规制司法行为。基于此,应当不要过度倚重制度,在坚持司法制度和司法职业道德并重的前提下,司法职业道德建设有望通过促成司法公正而成为司法改革和法治方略的先导工程。
意思表示解释的逻辑分析——兼论《民法总则》第142 条
胡安琪
2019, 38(2): 65-72.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0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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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评价
实体价值取向的解释学说之争没有实践意义,现代法律行为解释应朝实用主义发展。其实质意义在于法官基于现有证据,判断究竟应立足表意人还是受领人的立场进行解释;在对价值利益进行权衡后,作出符合当事人意思,同时符合公平、诚信的解释结论。在进行具体解释时,应以可归责性为逻辑线索,平衡私法自治和信赖利益保护两种利益,分担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风险。通过理性第三人的构建进一步判断可归责性的有无,其中可预见性是理性第三人的构建指标,法律明文规定的判断因素并非是具有强制效力的裁判规范。赋予错误者以撤销权,并通过可归责性的程度来限制权利的行使。通过这种意思表示解释的逻辑体系构建,同时保障受领人信赖利益和私法自治精神的实现。
境外公司在我国境内交叉上市的法治化路径探析——以红筹企业回归上市为视角
武 晋
2019, 38(2): 73-82.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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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我国新时代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公司交叉上市是当前世界范围内不同市场之间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也是衡量一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较为稳妥的交叉上市探索应当率先对具有中资背景的红筹企业进行境内直接上市试点,再扩展至外国公司整体范围并系统构建国际板相关规则。在金融法治化的时代要求下,应当在证券法框架内明确红筹企业的直接上市资格并予以规范。针对不同法律规范要素设置宽严相济的上市条件,有效体现交叉上市特性,吸引优质红筹企业回归。充分考虑不同上市所在地的监管差异,并对红筹企业于境外上市的已披露信息与表现进行考量和采纳,适度简化直接上市程序,提高上市效率。还应当积极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中的共性或基础性规范,根据红筹企业特点进行差异化的披露规则设计。
经 济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研究
余利丰
2019, 38(2): 83-9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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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生态消耗三大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度,按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资本、能源、劳动,而全要素生产率、CO2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也表明,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亟待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度因素则阻碍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加大教育投入和R&D经费投入的力度,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以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要通过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健全环境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前期交易成本会诱发PPP项目危机吗?——制度治理的负向中介作用
孙雷霆,王晟铠
2019, 38(2): 92-102.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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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PPP 项目存在前期持续时间普遍较长、运作不规范、危机频发的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危机并采取措施化解、减少冲突是PPP项目治理的关键。探究国内PPP项目危机发生条件和政策治理作用,能够为进一步规范国内PPP项目前期运作、解决项目危机、提高项目绩效提供有效的治理路径。建立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与PPP项目危机的关系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前期交易成本对PPP项目危机有正向影响作用,制度治理在前期交易成本与项目危机关系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前期交易成本应作为PPP项目前期重要的风险关注点,制度治理应作为规制PPP项目前期运作的治理着力点,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危机治理作用,以推动PPP项目绩效的进一步提升。
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武汉市631 家工业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
郭 虹,陈梦雪,龙炫睿
2019, 38(2): 103-110.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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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提高工业用地产出效率,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土地利用的主要目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从影响工业企业产出效率的机理和影响因素出发,考虑工业发展的非均衡性,观察行业、区域、所有制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差异性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以武汉市6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取统计分析法,根据企业微观经济数据和用地数据,重点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在土地产出率、土地税收产出率等产出效率指标上的差异性,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相关要素对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不同行业、区域、规模的工业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差异性较大,企业质量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贡献较大。据此,提出工业发展用地管理与控制的政策建议:加强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建设,完善批后监管和考核制度,将企业发展质量作为工业用地重要的调控因素。
文学 哲学
论莫言小说中动物意象在叙事中的流变
谷金榜
2019, 38(2): 111-11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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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白狗秋千架》,相关研究者知道这是莫言受《雪国》影响而创作出的短篇小说,却很少有人重视白狗意象在莫言小说动物意象的转折点处所承担的重要作用。白狗意象是莫言小说动物叙事的一个新起点,之后才有《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等作品对于动物意象的扩展,甚至以动物指代人类进入小说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体现了莫言文学的魔幻主义。在动物意象的创作上,秋田犬的启示意义固然不可忽视,但也不能否认莫言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是莫言的动物叙事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来源,是莫言文学动物叙事的特色。基于川端康成的影响,白狗和秋田犬的意象关联作为其切入口,展示了莫言文学中动物意象从神秘性到魔幻性再到批判性这一流变的具体过程,同时也为解读莫言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董仲舒改制思想的三种向度
黄 波
2019, 38(2): 119-12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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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讨论“改制”,既有理论层面的建构,又有经世角度的构想。具体说来,其改制思想具有三种向度:一是基于天人哲学中的王者受命观念而构建的新王改制说;二是对春秋经传展开创造性诠释所建立的孔子改制说;三是面对西汉早期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以更化为中心的汉代改制说。这三种向度具有紧密的关联。首先,新王改制说为孔子改制说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新王改制说和孔子改制说,一者以天的权威性,一者以孔子的权威性,在理论层面共同表明汉王朝革新更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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