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17年第4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7, 36(4): 2-4.

摘要 ( 206 )

PDF (354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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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信托流转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向选择

林发彬

2017, 36(4): 5-1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1

摘要 ( 378 )

PDF (1809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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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当前的重点是农民工市民化。现有的突破口，主要是在户籍改革和土地制度上，允许农民带土进城，并让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在土地信托流转中，信托财产即为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司或中介机构对受托土地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在确保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将土地转给农业经营公司、家庭农场或种养殖大户等，通过其集约化经营提升农户的收益。在收益分配上，农户可获得土地租金和增值收益。因此，通过土地信托流转的方式带土进城，农民工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消费能力，为其成功实现市民化提供支撑。目前，土地信托流转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还面临土地信托盈利前景不明朗、参与利益分配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以及流转的农地非粮化经营等诸多现实困境。今后可着力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中介的入股形式开展土地信托流转，并同步采取针对性举措。

表达与实践：技术治理下的一致与背离——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逻辑

邓万春，王鹤

2017, 36(4): 12-1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2

摘要 ( 287 )

PDF (1705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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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采取的是技术性的治理路径。在技术性的治理思维下，领导部门对农家书屋工程的表达可以分为实质性目标和量化指标两个主要部分。量化指标是指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要达成的量化的、数字化的指标；实质性目标是指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要达成的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影响和效果。技术性治理的项目制运作、自上而下的目标量化分解、条件约束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以及选择性价值无涉的立场，使得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实践与表达呈现出一种既一致又背离的双重关系。一致的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提出的量化指标，背离的是农家书屋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实质效果。一种尊重乡土文化、动员农民参与、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能够成为技术性治理的替代路径，从而弥合农村文化建设中实践与表达的差距与悖论。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研究

冯华超

2017, 36(4): 18-2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3

摘要 ( 349 )

PDF (1679KB)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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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外出给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带来了冲击，老年父母的生活状况以及子女的供养状况也一直是农村家庭研究的焦点。西方理论依据交换和互惠的框架从行为动机和规则本身去理解代际支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视角，但是对中国的文化与伦理因素关注不够，仍面临着本土化的挑战；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守老人产生原因、自身生活现状、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获得支持状况以及思想观念变化等方面，但关于子女外出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仍存在争议。在具体考量子女外出的影响时，必须从评价主体和标准两个维度出发，综合考量子女状况与父母需求，子女外出产生的养老不充分不一定就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今后相关研究仍需要在系统性、全面性、深入性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有所努力。

被遗忘的教育活动史：战时师范教育运动周研究

郭景川

2017, 36(4): 25-3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4

摘要 ( 378 )

PDF (1684KB)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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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把师范教育视为重要的精神国防，为了大力推进师范教育，专门设立师范教育运动周。这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制定并实施的以“师范教育”命名的活动周。通过座谈会、演讲、广播、宣誓、颁发奖学金、刊发专号等活动，在国统区掀起了大力推进师范教育的热风。师范教育运动周及其所开展的活动表明，抗战时期为了激发青年学生报考师范生的热情、提高教师职业的吸引力，采取了诸多实际措施。运动周期间，对战时师范教育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三大问题上，即推行师范教育运动，重视教师职业价值，物质和精神奖励并举提高教师待遇。对师范教育问题的集中研讨促进了师范教育学科的建立。运动周作为战时一项重要的师范教育应变和改善措施，配合其他师范教育改革举措，使得师范教育在战时极其艰困的条件下取得了较大发展。通过大力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活动，发出“当教师是神圣的事业”的时代强音，以精神动员的方式来提高教师职业的影响力，加深社会对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师范教育运动周在民国时期教育活动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民国时期城市民众教育馆发展研究——以武汉为中心

耿达

2017, 36(4): 31-3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5

摘要 ( 306 )

PDF (1864KB)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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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民众教育与改造基层社会的中心机构，武汉地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特别重视民众教育事业，民众教育馆发展较好，特别是在 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武汉地区民众教育馆发展活跃，以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为主体，活动开展丰富多样、工作进展富有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民众教育馆的教育事业设施针对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健康的四方面推进：语文教育侧重于文盲之扫除，公民教育主在训练民众自治组织能力，生计教育侧重生产智能之灌输，康乐教育以破除妨害身心健康之毒害与习惯。尽管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和各种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其构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则成为民众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遂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民众教育馆承担着普及社会教育、改良民众文化、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功能，它们所开展的服务和活动具有基础性、教育性、社会性、创新性的特点。

反镜像的自恋诗学——戴望舒诗歌中的记忆修辞与自我的精神分析

[美]米家路（文），赵凡（译）

2017, 36(4): 38-5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6

摘要 ( 382 )

PDF (1784KB) ( 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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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性的飞逝时间撕碎了中国文化叙述的总体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唯有文化的碎片保存在记忆的气息之中。在这种从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的转向中，断裂的时间意识在戴望舒的追忆诗学中逐渐内在化，为诗人提供了观照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张力的反镜像行为。通过记忆、女性与花朵的修辞转化，戴望舒在现代汉诗的自我形塑冲动中发掘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自我精神分析学，即自我经他者而塑形。戴望舒这种独特的反镜像自恋诗学一方面标明了从郭沫若，经李金发到戴望舒之间，自我形塑嬗变的边界；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新文化叙述中自我身份之进步的成熟展望，从而创造性地回应了自我意识对历史气息的召唤。

翻转的瞬间：简政珍诗的意象美学

郑慧如

2017, 36(4): 53-6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7

摘要 ( 244 )

PDF (1705KB) (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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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思维是简政珍诗学的核心。从诗的终极价值出发，摄受意象以探索诗的本质，这项特色使得简政珍的诗学与诗作呈现极难能可贵的崇高感。捻出空隙与逸轨之说，由意象的流动与翻转、物象轮廓零星闪逝而凝结成的语言环炼，检视简政珍诗意象的虚实掩映、歧义的趣味，以及多重面向的文本场域。在开放意义的过程中，可看出简政珍透过研究与创作，转化并塑造吉光片羽延伸出的心灵世界；意象瞬间翻转，瞬间生灭，瞬间证成简政珍的意象美学。

精准扶贫“协同创新”的依托平台及工作思路研究——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刘占勇

2017, 36(4): 62-6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8

摘要 ( 288 )

PDF (1714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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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从其内涵特征及工作实践上看，都集中体现了“协作攻关”的特点。“协作攻关”实质是要各参与主体、力量、资源等“协同创新”，只有“协同”才能真正实现“协作”，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攻关”，“协同创新”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从我国当前条件来看，将“2011 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实现突破、进行攻关的依托平台，既有基础，也有条件；既具现实性，也具可行性。以“2011 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平台的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具有社会互构的基本条件，可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精准扶贫“协同创新”进行分析，把握其中的概念和要点，为更好地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思路。

精准扶贫中财政金融资金的效应分析

苏畅

2017, 36(4): 69-7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09

摘要 ( 264 )

PDF (1684KB)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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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很大努力。学界也有很多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的探讨。以“精准扶贫”中政府财政金融资金投入对扶贫工作的效应为切入点，利用我国 31 个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可以构建系统 GMM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论认为，政府财政金融资金投入对扶贫工作有滞后的正向效应，而且正向效应格外显著。其中，政府财政金融资金投入对提高农村贫困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最大，其次为对农村农业的拉动效应。此外，帮扶资金的精准定向投入，有效刺激了贫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这对于扩大我国内需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地方立法的关系之理论透析

黄兰松

2017, 36(4): 74-8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0

摘要 ( 321 )

PDF (1693KB)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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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已深嵌入“改革的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内部，在发挥这一体制或模式的绩效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深刻的合法化、规范化难题。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它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效果。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成为地方立法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以其为动力的地方立法，一方面，发展出了工具理性、实验主义、制度绩效等突出特点；另一方面，也存在地方立法的民主合法化基础的缺失、法治系数偏低、规范冲突等风险。其需要从规范竞争秩序、完善政治问责机制、加强立法的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防范和矫正。

被告人品格证据在中国适用的理据分析

邱玉强

2017, 36(4): 82-8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1

摘要 ( 431 )

PDF (1691KB)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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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证据是以英美法系为首的国外证据制度中的特色，却并非其独有，中国古代亦有相关品格证据的体现。虽然目前我国诉讼法中还没有对品格证据进行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相关品格证据的体现。建构我国的被告人品格证据制度，应当认真审视英美法中对品格证据的可采性、警惕性以及当事人作用的发挥，以及我国古代仁者之刑、尽情察狱的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制度以及彰显社会情理的个案都对我国被告人品格证据制度的构建与适用予以肯定。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品格证据制度，在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宪法整合视野下的晚清立宪运动——兼论宪法整合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

金欣

2017, 36(4): 89-9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2

摘要 ( 370 )

PDF (1705KB) (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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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期，国家整合能力衰弱，社会极度分裂。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开始实施新政和立宪。一部良好的宪法能推动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因为宪法可以凝聚共识，容纳不同的价值，它构造的宪制能吸纳反对势力，把社会动员制度化，且整合到现有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内。但是晚清颁布的两部宪法性文件，一部缺乏整合效力，不能发挥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相反还激化了矛盾；另一部失去了宪法整合的时机。再加上其他因素，宪法整合失败，革命颠覆了国家，也就不可能在既有的政制框架内完成立宪。有整合效力的良好宪法和强弱适中的国家，是宪法能发挥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作用的两个基本条件。

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辨正

李德嘉

2017, 36(4): 97-10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3

摘要 ( 469 )

PDF (1672KB) (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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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针对汉初因袭秦朝“刑治”所带来的弊政，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政治法律主张。概括起来，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主张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首先，是以“天人感应”说来总结德刑关系，提出“阳德阴刑”的主张，认为“德”与“刑”都是调整社会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其次，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是在社会管理模式的层面要求施行儒家的“德治”，德与刑的关系是本与用，而非主与辅。自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儒家“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且深刻影响了大一统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生产变化及贡献因素分析

耿仲钟，肖海峰

2017, 36(4): 103-1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4

摘要 ( 363 )

PDF (1956KB) (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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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单产状况的基础上，可采用 LMDI 模型研究面积和单产对该地区粮食产量变化的贡献程度。1990—2014 年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产量增加 1208.30 万吨，其中单产和面积的贡献值分别为 3350.02 万吨和-2141.72 万吨；从分阶段的省域和作物层面分解结果来看，粮食减产时，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在粮食产量增加的时期，单产提高比播种面积增加带来的作用更为显著；从市域层面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单产效应为正，而近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效应为负，这些城市多位于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经济发展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冲击同样显而易见。

长江中游城市群次中心城市选择实证研究——基于协调发展理念分析的视角

余利丰

2017, 36(4): 109-11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5

摘要 ( 375 )

PDF (1751KB) (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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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和培育恰当的次中心城市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通过构建次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 31 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运用引力模型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各省域内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长江中游城市群 31 个城市进行综合评价。根据次中心城市的条件，选择符合标准的次中心城市以及次中心潜力城市。通过对次中心城市选择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三大省域中心城市“一城独大”，而次中心城市在三大省域发展严重不足；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次中心城市发展不足的根源；第三，次中心城市发展滞后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要以协调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次中心城市的建设，以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次中心城市建设，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中的三大关系考量

沈江平

2017, 36(4): 117-12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6

摘要 ( 356 )

PDF (1707KB) (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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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表述已经获得一定阶段性、时代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但并非表明凝练工作也已完成。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进一步凝练和总结的过程中，有关基本范畴的解读和分析以及范畴之间蕴含的关联是进行下一步工作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先进性与普及性、现实性与长远性三大关系是目前核心价值观理论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关系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可以更好地寻求适应大众需求和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和内容。

管子之道引领魏源的学与治

袁永飞

2017, 36(4): 124-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4.017

摘要 ( 331 )

PDF (1669KB)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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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讲，在人道、王道、今道的主要意旨是救世与经世的实用、实效层面，魏源与管子是政治同道，管子是魏源的学习榜样。但管子的道不分明，常与《管子》之道混杂在一起，学的同时需要思的辨别，确认其正道以融通儒家政治理念；而在其德功方面有历史事实作依据，可评价其政治才能，管子堪称后世政治的楷模。因此，在粗略的王道理念与具体的功德作为上，管子之道间接引领了魏源的学与治、有所思与志，即诚挚思考怎样救治衰世和探寻如何经管天下的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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