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2013年第02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13, 32(2): 2-4.

摘要 ( 186 )

PDF (481KB)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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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的阶段特征与发展战略思路——以上海为例

汪胜洋

2013, 32(2): 5-13.

摘要 ( 295 )

PDF (4774KB)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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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已经进入城镇化进程中的成熟期。上海的城镇化应当紧紧把握存量调整压力大、质量提升需求迫切的特点，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要兼顾解决现实问题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兼顾强化市级统筹能力和强化区县自主发展能力，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均衡化，探索建立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着力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 探索构建高质量的市级基础设施网络和市级公共服务体系网络，着力在推动实现人口市民化上取得突破; 探索赋予农村和郊区更大自主发展权，着力在优化市和区( 县)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上取得突破; 探索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开发运作模式，着力在郊区新城和重点地区发展体制上取得突破; 探索建立强农、惠农、富农的新型经营模式，着力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体制上取得突破; 探索建立更加合理的生态补偿和保护机制，着力在城乡生态建设管理体制上取得突破; 探索建立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体制，着力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资金和制度保障上取得突破。

城镇化视域下城乡统筹模式的分析和选择

赵宇刚

2013, 32(2): 14-21.

摘要 ( 243 )

PDF (1583KB)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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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乡关系正处于急剧调整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为解决日益紧张的城乡二元矛盾找到了路径，而下一步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就在于妥善处理城和乡在空间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性和冲突点。城乡统筹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关系到下一轮转型发展的动力、环境、体制等诸多方面。围绕这一主题，苏州、嘉兴、天津、成都、莱芜等不同类型的地区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各自探索出不同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以城乡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空间、产业、人口三个要素为坐标，对这些不同的路径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提出联动城市化、快速城市化、城市化工业化融合、自主城镇化、主动城市化等五类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下一轮城乡统筹推进的趋势和方向，核心是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以及城乡发展体制的创新。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理论轮廓

郑慧如

2013, 32(2): 22-27.

摘要 ( 210 )

PDF (1590KB) ( 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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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恒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１９８０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台湾现代诗界对于后现代状况的发生与取名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不赞成或不喜欢后现代艺术表现的学者、炒作或消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及从文化角度研究后现代的学者除外，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论述意见也有分岐明显的两派。通过探讨理论演绎后的台湾后现代论述轮廓，从时间上与美学上的后现代意涵，可把握台湾现代诗坛理解中的后现代诗特质，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派别与意见，进而讨论奚密、廖炳惠、简政珍对后现代的思索。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简政珍

2013, 32(2): 28-35.

摘要 ( 231 )

PDF (1612KB)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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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现代诗索解:纵横轴列的诗语轨迹分析

陈仲义

2013, 32(2): 36-41.

摘要 ( 243 )

PDF (4773KB)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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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轴列坐标，可分析现代诗歌中语词与诗语的运动轨迹。语词与诗语在纵向轴列上吸附着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等积淀物，潜伏着众多可供选择的能量，形成共时的联想的会同; 横向轴列上，语词与诗语同围绕着它的各种相关事物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若远若近、似断非断的连锁、配置。横纵向轴列在交织、混合的协调中形成合力。不过一旦超出纵横坐标轴列所“控制”的范围，诗歌就走向死胡同，因为纵横坐标本身是一种张力结构，纵、横轴列的瓦解，意味着张力的终结，而张力的终结意味着诗将不诗。

论矿业企业破产的特殊性

袁华江

2013, 32(2): 42-50.

摘要 ( 214 )

PDF (1606KB)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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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的稀缺性与地域性造就了矿山企业的破产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以比较法学的分析视角可揭示跨境破产域外效力的发展趋势。矿业权的破产适用与排除反映了政府在自然资源立法上的取向。矿山企业的破产承载着公有权益与私权利益的法律博弈，只有公有权益得到了应有维护，私权利益方有实现的物质基础。合理、科学的破产法律机制成为平衡公权与私权的制度保障。破产法是推动一国产业体制转型与改革的助力器，在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完善中往往起到主导的法律指引作用。我国破产法应当更进一步确立生态本位优先权，同时，也要进一步确立破产管理人的公益监督义务。

论被害人补偿之对象范围

王华伟

2013, 32(2): 51-60.

摘要 ( 219 )

PDF (4773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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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在被害人学兴起的大背景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我国被害人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而现实的社会状况对该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对象范围不仅涉及到整个制度的覆盖范围，而且是我国政府对于刑事被害人救助所持的基本立场的一个反映。各国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对象范围各有不同，虽然都有各自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但是这种理论基础并不是单一和绝对的，而且各国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同时更多地考虑了本国的社会现实。我国的被害人补偿制度对象范围的确定，应当以国家责任说为基础，同时考虑我国的社会实情，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加以体系性地建构。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李怡

2013, 32(2): 61-63.

摘要 ( 208 )

PDF (1554KB)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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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对话：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

王泽龙，王海燕，等

2013, 32(2): 64-69.

摘要 ( 185 )

PDF (1572KB)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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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穿越后，似乎遭遇到了新的困惑，传统向现代的问难，国学对西学的质疑，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现实的对话能力式微。曾经在１９８０年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让人觉得活力不足，创新不够。学术界在焦虑与困惑中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开拓与建构。近年来李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了以“民国机制”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

论方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与提升——以武汉方言栏目剧《都市茶座》为例

张贞

2013, 32(2): 70-74.

摘要 ( 307 )

PDF (1633KB)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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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地域分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着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也深刻影响着接受者文化心理的形成。方言栏目剧《都市茶座》在长达１３年的播出时间里，坚持使用武汉方言，一方面用方言表现武汉社会生活，记载武汉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也对武汉方言进行一定的选择、过滤和净化，有利于武汉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这种有意识地过滤、凝炼、净化方言，是方言文学艺术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职责，也是升华地域文化品位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地域小说中的方言无意识——以池莉的汉味小说《她的城》为分析文本

庄桂成

2013, 32(2): 75-79.

摘要 ( 265 )

PDF (1576KB)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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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著作尤其是小说中夹杂方言词语，是为了表现“自然流露”的活人，这是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的有意识行为。其实作家在有意识运用方言创作的时候，也在无意识地传达人物心理、地域文化、以及历史的元素。作为具有浓郁武汉风情的汉味小说，其一大特征便是运用武汉方言进行创作。在汉味小说中，作家运用方言的本意是活灵活现地摹人状物。但是，方言是有意识的能指，所指是其背后的无意识。方言词语在摹人状物之余，还传达了人物的心理无意识、地域文化无意识和历史文化无意识，是具有文化性质的话语结构。

修辞叙事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阴志科

2013, 32(2): 80-84.

摘要 ( 226 )

PDF (1577KB) (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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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叙事学视野中的散文研究关注作者及作品与读者间的修辞性交流关系。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叙事目的皆为说服，读者可从中推导出不同的隐含作者，后者说服隐含读者的过程即修辞性叙事的过程。中国古代散文大多采用全知型叙事视角，叙述策略上甚至会不惜捏造事实以强化说服效果。叙事者和受叙者之间缺少面对面交流的读—写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散文隐含作者的多重性。散文研究必须考虑文人官僚的政治斗争需要、写作的特定叙事对象等问题。从修辞叙事学维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便于从作者作品—读者—语境全方位把握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

元明清时期方式状语的发展

何洪峰

2013, 32(2): 85-93.

摘要 ( 225 )

PDF (1631KB)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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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是汉语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唐宋时期的发展，元明清时期的方式状语在形式和语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状语语法标记完全成熟并广泛运用，主观化结构大量产生；出现大量实词性结构；方式介词非常丰富，变化较大，产生了一些新的方式介词；方式状语经常连用等。构成特点是：重叠结构、对称结构、像似结构、从句结构、介词结构做状语，还有多重的方式状语结构。语义特点是：可以指向跨层结构成分，前指或后指；可以是受事性成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一时期方式状语与现代汉语基本一致，其结构形式和语义特征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

唤醒“天职”：穆藕初的商业道德观述论

向明亮

2013, 32(2): 94-97.

摘要 ( 213 )

PDF (1561KB)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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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的实业生涯与他对中国商人素质、伦理道德和企业家精神的探索密切联系在一起。穆氏从经验事实出发，注意到华商在道德上、精神上的种种缺失以及所导致的矛盾冲突，他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危害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着眼于商人素质的整体提高以及中国实业的根本振兴，以唤醒“天职”为主线，穆藕初构筑了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系统，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诠释了商业道德的真义。穆藕初的商业道德观表现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对本国社会现实的深切体认，也表现出一个接受西学熏陶多年的中国人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中国问题的审视和分析。

从觉察到觉醒：对心灵开悟的现代诠释

彭鹏

2013, 32(2): 98-102.

摘要 ( 277 )

PDF (1575KB)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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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觉醒。现实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昏睡和梦境当中。这里的睡梦不是指晚上躺在床上那种睡梦，而是指人对身心内外的境况及其真相不觉察的生活状态，这事实上也是造成各种身心疾病和人生不幸的重要根源。觉醒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彻底醒来，认识真相，活出真我，类似于传统文化所讲的开悟、明心见性或超凡入圣。觉醒是一个通往心灵宝藏的漫长旅途，而觉察就是这个旅程的开始。更深入的觉察就是观心、正念、活在当下等，这乃是传统文化中各种修行修心方法的核心，也是到达觉醒目标的必经之路。

全球媒介事件的重新定义及其作用

刘思佳，王青亦

2013, 32(2): 103-107.

摘要 ( 242 )

PDF (1574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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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及其传播理念的发展，可以在国际传播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事件”进行理论申发——升华为“全球媒介事件”。全球媒介事件是指通过新媒体、电视、报刊等各种技术媒介，在国际主要媒体有持续重要报道的全球性事件。伴随现代媒介的变迁，全球媒介事件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议题充分世界化，各种技术媒介相互联合，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等等。全球媒介事件可以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前策划两个类型，其对国家形象一般分别会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为中心

舒新

2013, 32(2): 108-112.

摘要 ( 259 )

PDF (1566KB)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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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载体，共产国际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的批判，对东方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东方国家共产党避免改良主义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欧洲民族色彩和“左”的空想成分，这对东方国家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造成了不利影响。探析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有利于从源头上厘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晚年毛泽东“资产阶级”概念的多重意蕴

李文

2013, 32(2): 113-117.

摘要 ( 341 )

PDF (1565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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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概念具有多重意蕴，一方面它基于人在客观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包括客观的阶级出身；另一方面它基于主观的“思想和政治觉悟”。具体而言，晚年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概念体现在四个方面：经济基础层面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层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层面的资产阶级和道德伦理层面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削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思想和观念领域。由于判定是否属于思想观念领域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导致“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必然性。究其原因，晚年毛泽东背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脱离客观经济基础片面强调思想和观念的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方法——以党员违法加重处罚思想的中国化为例

储著斌

2013, 32(2): 118-122.

摘要 ( 205 )

PDF (1586KB)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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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满足于宏大叙事，还要就具体观点“如何化”解决实现路径问题。列宁首倡的“加重对党员判罪”思想，其精神实质就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以及在此过程中反对特权、从严治党。通过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得以继承，形成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处罚”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得以发展和弘扬。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不能止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映衬，文化扬弃仍然要实现“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基于近年中国学界三次重要哲学论坛和研讨会

蒋楼

2013, 32(2): 123-128.

摘要 ( 201 )

PDF (1568KB)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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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新形态建构的前提基础、关键方式和必要环节。２００７年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召开，标志着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首次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的普遍关注。路径与形态的深入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核心主题、关键方式和根本目标。“中国马克思哲学高峰论坛（２０１１）”的召开，标志着学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路径及形态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当代课题的探寻和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新路径探索和新形态建构的前提和关键。２０１２年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学术研讨会，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课题的深度探讨和具体探索。与此同时，思想性和理论性的哲学范式与方法论意义的哲学研究范式的含义差别、马克思哲学自身的思想性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新形态建构的关系等问题成为这一课题向纵深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也是下一步亟需开展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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