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本法修改具有三层意义上的“空间”,即“用尽基本法解释方法”、“基本法修改在制度和程序上的空间是开放的”以及“基本法修改的时机”,基本法修改从法理和基本法实践的两个角度来看都具有自身的正当性。基本法修改是一种有限修改,必须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既定的对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法律限制”,同时,应当关注与“可以试行的方向”相关的重要问题。基本法与基本法附件修改程序的不一致可能引发的基本法解释与基本法修改之间的逻辑矛盾,应当由全国人大特别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对基本法附件的专项修改权,否则就会引发基本法修改实践不可克服的制度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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