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醒龙创作有着浓烈的“圣地”情结，在其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圣地”所对应的空间并不完全相同。方言，作为“圣地”空间的言说方式被一同“圣化”，贯串了其创作的各个阶段，且因“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初期作家用古奥、生僻的名词性方言指称大别山区古老神秘的风物，深具楚文化神奇、怪诞的巫风特色；第二阶段，作家用明白晓畅的方言书写民间圣贤和底层日常生活；第三阶段，作家通过方言与韵文结合来凸显仁善的圣贤文化空间。在方言“圣化”之外，作家对乡村风物和艺术种类也一并作出了高下区分，突出了民间和本土的清雅与脱俗，并将其“方言化”。从本质上讲，刘醒龙的“圣”实为对普通话所代表的流行文化霸权的挑战，是他力图纠正社会浮华，试图回归高贵、优雅、经典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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