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江汉学术》2025年第1期目录

《江汉学术》编辑部

2025, 44(1): 2-4.

摘要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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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刘中一

2025, 44(1): 5-1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1

摘要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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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务专业化是将托育服务纳入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中，并通过巩固职业壁垒、建立专业组织和强化专业论述等方式，达到对托育服务质量标准的垄断与控制。这不仅为托育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和全程规范管理等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也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托育服务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能。由于主客各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托育服务专业化发展面临社会认可度不高、效果辨识度不强、标准规范性不足、开放性有限、自主性不够以及基础知识不扎实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深入推进托育服务专业化发展，必须提高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社会认同；增加托育服务专业化的效果辨识度；正确处理托育服务专业化的标准和规范；推动托育服务专业化的开放性；保障托育服务专业化的自主性；夯实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知识基础。

于变迁中重塑权利：高价彩礼的易价逻辑及其影响

张朝华，周子越，庞嘉慧

2025, 44(1): 16-2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2

摘要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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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高价彩礼治理是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农村婚恋女性的半结构访谈，基于“制度文化—道德嵌入—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提出高价彩礼转变是女性权利在城镇化变迁中重塑的结果，即新型城镇化带来通婚圈扩展，致使农村女性在彩礼商议中经历“冲突—被动脱嵌”或“增权—主动脱嵌”两个过程，由此高价彩礼转变更为可能。彩礼议价中的交易成本分化造就了三种易价逻辑，分别为关系维护的考虑、女性对婚后风险的预期管理以及家庭权利的主动交换。在不同的彩礼归属形式之下，高价彩礼转变的逻辑具有异质性。基于以上机制与逻辑，代际责任、彩礼的处置以及女性婚恋权利应被考虑作为彩礼治理着眼点。

当代青年“断亲”现象的形成机理与社会影响

许加明，徐婷

2025, 44(1): 27-3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3

摘要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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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出生并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的“90后”和“00后”Z世代青年群体与亲戚之间的日常交往越来越少，感情色彩也愈发淡薄，从而形成了具有特定时代和特定世代双重烙印的青年“断亲”现象。青年“断亲”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亲情意识的淡化和中国传统亲戚关系的现代性嬗变，其形成是多种结构性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的孕育、市场经济的助推、人口流动的规制、内卷环境的裹挟和网络时代的浸染，它们不仅改变了当代青年的亲缘结构和关系网络，而且重构了当代青年的亲疏认知和交往模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青年“断亲”可能导致人情社会褪色、家庭模式改组和文化价值转向，带来利弊并存的社会影响。“断亲”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亲情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而言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重塑当代青年的新型亲戚关系。

双系代际合力：农民家庭转型的策略调适

李凤

2025, 44(1): 38-4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4

摘要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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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双系代际合力成因的解释缺乏家庭本位视角。从家庭策略视角出发，以家庭资源、家庭结构、家庭目标为分析维度，分析作为家庭策略的双系代际合力如何应对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目标，进而推动家庭转型。研究发现，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目标已嵌入子代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因此分别提出了婚恋阶段进城买房、婚后阶段在城镇稳定生活、抚育阶段参与教育竞争的阶段性目标，进而向子代提出了家庭资源积累、家庭关系调适、家庭目标调整的要求。仅依靠子代家庭难以完成这一目标，此时男女双方父代通过双系资源整合加速子代进城买房，双系结构调适以保卫子代家庭稳定，双系目标锁定以帮助子代家庭通过教育竞争实现阶层跃升。双系代际合力形塑出以父代伦理型人生任务为动力、子代家庭再生产为目标的双系大家庭，突破了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进化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假说，但同时也带来老人危机、子代自主性减弱、家庭资源透支等风险。

“无心痛哭”：杜运燮抗战诗作的情感方式与抒情姿态

张洁宇，徐楹林

2025, 44(1): 46-5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5

摘要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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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是1940年代诗坛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抗战局势需要，个人感伤的“旧”抒情被放逐，热烈、直接的“新的抒情”被提倡。青年诗人杜运燮起初也受这种潮流的感召，但随着诗人对战争介入程度的加深，诗歌的抒情风格愈发迂回克制，他以“无心痛哭”的表述揭示了情感经验复杂化后旧有情感表达的失效，试图以一种新的感性模式替代直截了当的抒情方法。杜运燮以“轻体诗”为代表的诗体尝试反映了诗人的新抒情观念，也体现了身处战场的诗人特殊的生命体验。诗人作为战场上人道灾难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对于历史与牺牲者的关系有独特的思考，其抒情理念背后是他对历史、战争与死亡的反思，其诗作中带着自嘲的讽刺、迂回曲折的情绪表达。这些对于牺牲者非英雄化的描写，既体现了其诗歌的伦理维度，也丰富了1940年代战争书写的抒情向度。

哈拉库图：废墟作为记忆哀悼与情感依赖的美学力量

李海英

2025, 44(1): 56-6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6

摘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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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的长诗《哈拉库图》无疑是一首杰作，将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延展到文化与文明的层面，以深沉而充满张力的笔触展现出个体如何在历史的重压下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属、摆脱自我囿限的困境。在将废墟作为时间、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进行关联的过程中，昌耀利用哈拉库图遗址重新言说他对人类存在、命运与记忆的哲学思索。对《哈拉库图》一诗进行文本细读，解析诗人是如何将哈拉库图作为情感依赖的心理动机以及废墟书写中的情感困境，废墟又是如何为访古中的诗人提供心理慰藉之同时也导致了情感的僵化停滞，或可理解当代诗人为何总是自愿将痛苦和失落的记忆固化在静止的象征物之上、自愿陷于自我哀悼与无法超越的循环之中，废墟既是情感依赖的力量来源也是再启创造力的美学路径。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内部控制质量提升

王亚男，陈俊杰

2025, 44(1): 69-82.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7

摘要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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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3—2020年我国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可发现有无实地调研、调研次数、参与调研的机构数量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机构调研通过提升被调研企业分析师关注度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来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基于企业内外部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时，机构调研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越显著；市场竞争地位越低、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时，机构调研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越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实地调研降低了企业下一年财务重述的概率。研究结果对于理解资本市场非正式监督机制作用效果具有理论意义，对于提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强化信息披露质量、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多维度动因与关键因素——基于机器学习的证据

彭颖，张子夜

2025, 44(1): 83-94.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8

摘要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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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它综合考虑了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以2011—2020年A 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采用机器学习中的参数方法、非参数方法和集成学习方法，可探讨多维度的绿色技术创新动因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预测能力的差异，从而识别出影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因，并找出预测能力最强的特征。研究发现：与数字化发展动因和内部治理动因相比，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要受外部监督动因驱动；集成学习方法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预测能力优于参数与非参数研究方法，其中支持向量机具有最强的解释能力和最高的预测精度；在多维度动因特征中，数字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环保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预测效果最佳。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可有效识别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而且对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论具体打击错误问题的适正处理——修正的“认识可能性说”之选择

童德华，邱堃

2025, 44(1): 95-10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09

摘要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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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学界对具体打击错误问题的处断存在法定符合说与具体符合说的对立，但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前者将构成要件过度抽象化，后者对“具体”的程度无法量化等。因此在处理具体打击错误问题时，这两种理论均难以保障论证过程与结论的双重合理。故意归责理论则要求严格区分故意认定与故意归责，认为无论是法定符合说还是具体符合说都是从故意认定的层面出发，但是打击错误的关键不在于故意认定而在于故意归责，即需要判断行为人对误击对象的既遂结果能否归责于对攻击对象的故意。修正的认识可能性说以认识可能性理论的故意归责“三步走”为基础，并将过失责任判断标准由“认识可能性说”替换为“危险信号认识说”。以该理论处理具体打击错误问题，基本上能够规避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的不足，对实践中的具体打击错误问题作出更为适正的处理。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认定——以自动驾驶为例

张家骥，铁伊然，周鑫

2025, 44(1): 107-11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10

摘要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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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可否享有法律主体地位是解决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主体认定这一现实问题的根源问题。从法哲学角度切入，创造性建构法律主体的阶层式标准体系及其应然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赋予法律主体地位的阶层式判断体系。从抽象到具体，运用该体系作为判断标准，就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主体问题展开研究。弱人工智能不能成为法律主体，提出建立在生产方强制保险机制上的法律地位代表说。强人工智能根据自我意识的根源不同分为“机器伦理”式和“人类情感”式两类——前者不能成为法律主体，但人类设计的“机器伦理”将有效减少致损事件发生的概率，法律地位代表说依然适用；后者不应成为法律主体，否则将不满足价值判断，甚至是无意义的讨论。从理论到实践，在人工智能不作为法律主体的前提下，基于我国现行法与机动车责任保险机制，结合域外立法经验与案例，明确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主体，进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动驾驶领域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归责方案。

从名词到概念：叙事动力的内涵及外延

李轩

2025, 44(1): 118-12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5.01.011

摘要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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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概念，叙事动力在此前研究中较少得到系统解释，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经典叙事学对静态模式的偏重使之较少被讨论，另一方面则在于顾名思义式的常规理解带来的概念简化。什么是叙事动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须建立在叙事运动的基础上，即叙事只能在运动中完成，但若没有力的作用运动就不会产生，故叙事运动的力是叙事动力；那么，叙事动力又是什么？这一问题关乎着概念的内涵，因叙事运动的过程也是叙事意义的形成过程，故叙事动力也是叙事意义生成的作用力。因叙事动力来自叙事运动，所以不同媒介的本体特性也会使其叙事运动显现相应的差异性，进而使各媒介形式的叙事动力在内涵指向、构成表现等方面形成区分。而在文本阐释范畴内，叙事动力亦是一个复数概念，由多层面的不同动力形式构成，也存在多维度的剖析考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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