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 2019, Vol. 38 ›› Issue (6): 120-128.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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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 华1,戴 骋2
RAN Hua,DAI Cheng
摘要: 1978年以来,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实践的发展受到国家、市场、社会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但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制约。市场化运作为传媒机构的长足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壮大了其实力,提升了传媒自主性,但也恰恰失落了媒体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目标。研究发现,电视媒体受到政府、社会、市场三重因素的共同规制,话语生产实践过程存在传播资源配给不均衡和传播视野偏差两大问题,忽视消费水平较低的农村受众,使他们难以享受到传播福音,导致电视对农传播长期处于边缘性地位。故提出要建构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立足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传媒制度,转变“对农”与“涉农”的传播理念,突破既有体制的束缚和壁垒,以传媒公共性为价值规范,成就公共性传媒的结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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