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胡适的语文观与1930年代的反拨

江弱水

2008, 27(3): 5-12.

摘要 ( 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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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语言文字的看法对现代中国文化影响极大,但总体上是“反现代性”甚至“反诗”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理论开始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朱光潜、梁宗岱、废名(冯文炳)、李健吾(刘西渭)等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无不反对胡适的语言观和诗观。他们或是对西方现代诗与诗学加以引介,或是对古典文学传统重新打量,或是对时人的写作进行探讨,清理了胡适的一系列诗学观点,从而形成了对于与古典诗歌与现代写作的很多睿见卓识。

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西渡

2008, 27(3): 13-19.

摘要 (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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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雨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在时间上仅仅稍晚于新诗史上最早进行格律试验的陆志韦,是新诗史上最早认真考虑新诗格律问题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他的“音组”说。孙大雨的新诗格律理论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种既符合诗歌普遍的格律原则,同时又适应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格律设计方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格律理论应用于创作与翻译实践,留下了相当数量可谓圆熟的新格律诗文本。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朱光潜诗学观念的建构

陈均

2008, 27(3): 20-26.

摘要 ( 271 )

PDF (1523KB) ( 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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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形式”之论与中国新诗史上诸多观念、方案及争论多有纠缠,朱光潜的诗学观念即生成于对“内容与形式”问题的关注,在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中,“内容与形式”之说亦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后果体现于其诗学著作《诗论》中。相较于时人对这一观念模式的简单化运用,朱光潜对“内容与形式”之探讨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并建构起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这一探讨,其隐含立场即是对于中国新诗实践的关注。

关于现代格律诗:从叠音词收尾说起

郑翔

2008, 27(3): 27-31.

摘要 ( 427 )

PDF (1503KB)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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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与卞之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指出,现代诗与古典诗歌及民歌格律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收尾前者以二字顿收尾占优势,倾向于说话型调子;后者以三字顿收尾占优势,倾向于哼唱型调子。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现代诗中叠音词收尾现象的考察可以明确,收尾是用来判断诗歌调子十分可行的标准,但它只是决定一首诗倾向于说话型还是哼唱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诗歌的整体节奏可能是影响诗歌调子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另外,押韵、词汇、语法等因素也会对诗歌的调子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康德主义的文学价值论

张玉能

2008, 27(3): 32-35.

摘要 ( 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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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的文学价值论主要是在西南学派的李凯尔特那里形成雏形的。它的主要内容在于其一,文学艺术是具有价值的文化对象;其二,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价值关系;其三,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决于审美的、直观的形象;其四,文学艺术的价值必然凸显文学艺术的意义及其动态性,而不是线性发展。它对20世纪西方文学价值论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社会学、谱系学走向性别诗学——从小说《下面的世界》看当代女性主义

江承志,李践

2008, 27(3): 36-40.

摘要 ( 290 )

PDF (1507KB)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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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运用女性视角审视文学作品,通过系统研究女性文学的创作母题、结构艺术和叙事风格,在发现和建构“性别诗学”体系的同时,以一种开拓性的文化立场和批判精神,对文学创作中长期存在着的男权制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理论颠覆。而美国作家休·米勒的小说《下面的世界》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从社会学纬度和性别诗学纬度两个方面系统、深入地反映了女权运动深入到文学领域后所产生的若干影响及新变。

袁宗道在公安派中作用和地位探析

戴红贤

2008, 27(3): 41-46.

摘要 (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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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袁宗道定位于“公安派文学的创始者”这个说法有失轻率,袁宗道在公安派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来自公安派文学运动由吴地转移到北京的过程中他所做出的接受传播贡献。

《鲁斋郎》非关汉卿作新证

刘洪强

2008, 27(3): 47-49.

摘要 ( 280 )

PDF (1559KB) (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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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认为《鲁斋郎》是关汉卿所作,其错误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区分版本。从脉望馆本《盆儿鬼》不载《鲁斋郎》、张千成为鲁斋郎的仆人、正末张珪与元代中后期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重名,以及其他三个明显不合常理的地方,都可证明《鲁斋郎》为元末明初无名氏作。

水浒英雄之义与儒家文化之关系

韩玺吾

2008, 27(3): 50-52.

摘要 ( 342 )

PDF (1481KB) (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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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英雄之义举,明显地表现出残忍好杀之特点,在其侠义的背后,指向的是爱的缺失。究其原因,乃源于儒家以己为中心的有限度的推爱。而儒家“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将这种有限的仁爱推向极致的同时,最终导致了仁爱背后爱的彻底失落。一部《水浒传》,在展示英雄侠义之举的同时,也穷形尽相地逗引出其与儒家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昭示出中国文化之复杂多样性,这正是《水浒传》独特的认识价值之所在。

论恭敬与谦让的礼学意蕴

梅珍生

2008, 27(3): 53-58.

摘要 (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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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礼学关系,礼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恭敬撙节退让这六个字。在礼学中,无论是“敬”的理由,还是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礼与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儒家的恕道是礼仪中敬让原则的基础。

后现代性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流变

岳友熙,柳清泉

2008, 27(3): 59-65.

摘要 (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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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四位后现代哲学家复杂而丰富的哲学思想中,体现出了后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他们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为后现代哲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们的后现代哲学理论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为现代性的重建(即后现代性)提供了必要的哲学理论基础。

技术异化人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之反思

鲁本录,陈坤明

2008, 27(3): 66-70.

摘要 ( 373 )

PDF (1495KB)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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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潮。其中“技术理性批判”思想有其合理性与价值。他们抨击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和实用倾向,但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科技与环境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自由与贫困——试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分后的一种影响

杨顺利

2008, 27(3): 71-73.

摘要 ( 348 )

PDF (1476KB)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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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式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实质是形式化自由与实质性自由的区分。这个区分将社会经济因素从自由的限制条件中排除,实际上切断了自由与能力之间的概念联系,由此带来的一个推论是贫困只是自由的手段的缺乏而不是自由本身的丧失。一旦我们重新将社会经济因素引入到自由的限制条件,自由从一个形式化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贫困可能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一种不自由的形式。

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处修改的商榷

刘明钢

2008, 27(3): 74-76.

摘要 ( 381 )

PDF (1478KB)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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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引用了列宁的论述,用删节号代替了含有“无产阶级专政”字样的话,编者在收入《刘少奇文选》时,又将原话恢复。这种做法是很不妥当的,是对作者的不尊重。刘少奇对引文的删节处理决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一贯反对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修养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能解决的。

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几个问题的研究

蒋积伟

2008, 27(3): 77-81.

摘要 ( 228 )

PDF (1490KB) (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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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质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并没有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只是因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前后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利用资本主义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只是一个实现工业化的手段,手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放弃。

孙中山“农地”思想初探

刘永

2008, 27(3): 82-85.

摘要 ( 272 )

PDF (1490KB)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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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颁布的旨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纲,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农地”问题进行长达30余年研究的结果。其核心思想是用西方先进科技改造农业,发展生产,用和平方式而不是阶级斗争方式平均地权。孙中山的“农地”思想构筑了国民党国民革命时期关于农民政策的基础,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空想性的特征。

抗战沦陷时期的汉口银行业述略(1938～1945)——兼谈日伪控制下的汉口金融殖民化问题

胡春娟,赵昊鲁

2008, 27(3): 86-91.

摘要 ( 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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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沦陷时期(1938～1945)日伪控制下的汉口银行业可以分为沦陷初期、日伪的渗透和控制、日伪金融殖民化三个阶段。种种特征显示,沦陷时期的汉口银行已经有了全面殖民化的倾向,中储券的发行是日伪沦陷区殖民占领银行金融体系殖民化的标志,是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这一殖民化进程。

汉语恭敬语的和谐语用特色

周筱娟

2008, 27(3): 92-94.

摘要 ( 294 )

PDF (1484KB) (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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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语言以和谐为本。汉语恭敬语,在“对称和不对称”“常规和变通”的有机应用中,将汉民族的和谐精神充分体现出来。

史籍中“倍”表减量的合法性

王永超

2008, 27(3): 95-101.

摘要 ( 252 )

PDF (1548KB)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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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在古汉语中可以表示数量的减少。“倍”表减量时,“减少几倍”意味着减少后的数值是减少前的数值的几分之一,或者说“减少几倍”就是用几除原数。“倍”这种表减量的用法,甚至在现在的主流媒体上也可以见到大量用例。“倍”表减量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它是汉语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自然承继而非新生用法,也不可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认可、接受并且大胆使用以“倍”表示减量这种用法,是有历史根据的,表达上也是准确的和经济的。

试论19世纪上半叶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背景

郑梦娟

2008, 27(3): 102-107.

摘要 (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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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沃土是促成19世纪上半叶西方汉语语法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中国的衰弱、自闭,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强劲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国际社会的巨变、中西交流的增多,对西方开展汉语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西方汉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为西方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视界融合

陈亚君

2008, 27(3): 108-111.

摘要 ( 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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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重要概念“视域融合”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亦有其重要意义。以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实践为例,辜鸿铭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追求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作出较为积极、有效的选择,删除源语文本中不利于视域融合的部分,重视西方文化历史以拓展儒家思想的精华,为典籍英译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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